爱华网在时代发展的大舞台上，黯然离场、销声匿迹，和闪亮登场、风华正茂，常常相映成景。从这个意义上看，应势而生，也应势而变的中国工商银行无疑是一道引人注目的独特的亮丽风景——在迎来25岁生日之际，它已跻身于全球知名商业银行之列，成为全球最盈利的银行，总市值居全球之首。 如今，在城市农村，在大街小巷，ICBC的醒目标志常常映入眼帘，其服务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紧密，名字几乎是妇孺皆知。说到工行的名字，其实在25年它出生之际，给它起名字时，还有一段小插曲，曾考虑过“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称。 工行当时怎么会拟用今天央行的名称呢？后来为什么取名为工商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刘鸿儒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了解工行成立的前后背景，就不得不提央行制度的建立，因为成立工行的设想，是在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同时提出来的。 他说，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当时各家专业银行直接归国务院管，人事也都由国务院直接任命，都想自己发展壮大，都强调自己是国家银行，都希望能够参与甚至主导游戏规则的制定，不愿接受人行领导。所以，在人行内部关于成立中央银行的讨论中，也有许多同志反对成立工行，主要是担心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分出去后，人民银行自己将被完全架空，变成一个大研究所，却还要背一身的责任。 刘鸿儒1980～1989年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具体分管金融体制改革工作，25年前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两行分家的情景他仍然历历在目。他说，银行的改革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的影响，尤其是人们的理论认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决定了对于客观现实和时代脉搏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工商银行诞生的背景 1979年以前，中国仅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工商银行是怎么诞生的呢？刘鸿儒表示，其诞生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是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一个必然产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后，社会资金愈来愈多，而且不纳入财政，所以要通过金融机构来调剂。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过去的30%以上下降到1980年代初的26%左右，且以后逐年下降。社会资金融资遇到了困难，所以，银行迫切需要改革。 “不过，整体金融改革方案的设计并没有清晰的框架，只知道要改，但不知道往哪里改。究竟要设立几家银行、几家金融机构没有全面规划。最初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小平同志的‘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刘鸿儒说。 早期的银行改革按两条线进行。一是扩大银行贷款业务范围，发放中小型设备贷款以及小部分基建贷款。但是这项改革遇到了反对，国务院对此开过多次协调会议，对银行和财政的分工进行调整，银行开始深入到过去的财政拨款领域。二是分设专业银行机构和多种金融机构。1979年后，经济改革迅速推进，要求银行加快发展，以改变人行一家独揽天下和纵向分配的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部委考察了一些国家的经验后，提出应建立专门为农业服务的银行。事实上，1949年以来，中国曾4次组建农业银行，都是在强调农业发展时提出的，但由于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业务量不大，农行与当时的人民银行机构重复，每当遇到精简机构时就会被撤并。 “不过，这次情况与历史上有很大不同。”刘鸿儒说。他曾主持农行恢复筹建工作并担任副行长。农行在1979年3月正式营业后，他大胆突破，主张农行不要走救济扶贫的老路，而应以支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为目的。在这种思路下，农行作为银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彰显，自身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继农行恢复后，同年，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也相继分设，分别成为外汇与外贸信贷的专业银行和基本建设拨款与贷款的专业银行。随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立出去，信托公司和城市信用社建立了。 刘鸿儒表示，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建立，初步改变了人民银行一家垄断的格局，也改变了金融体系中单一银行的状态，这无疑是金融体制的重大突破，也是金融制度的创新。 但随之出现的新问题是：金融机构虽然开始多元化，竞争局面也逐步形成，但人民银行仍承担城市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担负着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双重职能。 “当时讨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单独成立中央银行，因为人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精力顾不上，削弱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刘鸿儒说。 人行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工商信贷银行” 这个局面出现后，大家开始讨论银行机构体系的设置，这也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1980年6月7日，人行行长李葆华同志向国务院汇报银行工作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要扩大银行的业务，要给银行以自主权，并要求银行承担风险，要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各家银行都要办成真正的银行。 同年8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银行工作。出席会议的还有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万里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会上，李葆华行长全面汇报了银行工作和改革意见，农行、中行、建行分别做了汇报，财政部的同志也做专题发言，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薛暮桥同志对银行体制改革也发表了意见。 刘鸿儒回忆说：“在汇报过程中，国务院领导同志不时插话，对银行改革做了一系列指示，明确了银行改革的方向，并要求大家认真研究出能够把银行工作做活的具体方案，同时还委托薛暮桥同志组织有关部门和经济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 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这样重视银行工作，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抓银行工作，这在建国以来并不多见。刘鸿儒说，大家感觉银行改革已提上了议事日程。 之后，人行做了多次研究，整理了多份汇报材料。 “就是在这几次会议期间，设立工行的设想被正式提了出来。”刘鸿儒说，人行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提交的汇报材料中，都先后提出了银行分工以及成立工行等建议。 1980年7月，人行提交的《关于银行体制改革汇报提纲》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建立工商信贷银行和储蓄银行的设想。提纲指出：“目前，已经设立了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今后，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可以增设工商信贷银行、储蓄银行等专业银行，加上各种投资信托公司，各种专业保险公司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组成统一的金融体系。”
建立中央银行体制时再次提出成立工商银行 1980年后，改革仍在继续，各种方案正在酝酿。各金融机构经过几年的时间取得了蓬勃发展，但群龙无首的局面却更为加剧。虽然在国务院1981年1月29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文件中肯定了人行的中央银行地位，要求人行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但人行实际上并没能真正做到。 刘鸿儒介绍说，究其原因，一是各专业银行认为人行不超脱，不能站在中央银行的角度协调关系；同时，人行自己也忙于工商信贷业务和储蓄业务，对央行本身的业务管理力度不够。二是从人行的角度看，各专业银行不服人行，人行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调控、监管各家银行。 “上上下下都感到需要解决这个矛盾，”刘鸿儒说，于是大家又研究是否需要单设中央银行的问题，同时，成立工商银行和储蓄银行的事情也在考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