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文既出，举国注目。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发表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便有如此轰动效应。此文近六千字，纵谈冤假错案的发生机制与防范对策，包含了一针见血的洞见、政治正确的废话与当局者迷的胡言。不过大体来讲，此文不乏可取之处。倘若文中所提出的理念与对策，如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程序公正优先等，能够全部落实，那么不消说防范冤假错案，我们对整个中国法治的前景都可以乐观起来。 可惜，公众早已厌倦了说教，厌倦了凌空蹈虚的高头讲章，九十九句正确的废话，不如一句错误的昏话更能夺人眼目。沈文激起的舆论效应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不要怪媒体断章取义，不要怪公众吹毛求疵，谁让你这篇文章，有一处显著的败笔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法院虽在防止错杀上是有功的，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最终将会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 我的一位编辑朋友说：假如我是沈的秘书，当尽全力阻止这一节面世，这太容易授人以柄了，使读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想沈院长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坚持说出，自有他的考量。 沈文的主题原是防范冤假错案，因为这段话，一些媒体将标题改为“最高法：浙江叔侄强奸等冤案审判法院功大于过”。作者看到这里，也许会哭笑不得。 然而，对于他的高论，我们何尝不是哭笑不得呢。他列举了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此案当中，确有“敢于坚持原则”的法官认为证据不足定罪，力抵体制之轭，在二审之际，将张辉的死刑改判死缓，从而保住了一条性命；将张高平的无期徒刑改判十五年。不过我想问，这是什么功绩？那两个清白的公民，因此脱罪了吗？他们依然承受了十年冤狱——哪怕只有一天的冤狱，对与此案有关的法官而言，都是不可磨灭的耻辱。质言之，所有冤假错案，法官都无功可夸，而有过则究。 我并不否认一些法官对法律底线的坚守，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为迟到的正义留出了余地。然而这如何能够称之为功？他们只是防止了正义的彻底沦陷（确切地讲，他们挽回了1%的正义，99%的正义依旧沉沦），却未将正义从罪恶的泥沼打捞上来——后者才可居功自傲。打一比方，法院的内裤正在迅速脱落，一位法官趁手拉了一把，暂时遮住其私处，但是这并未改写法院近乎赤身裸体的残酷事实，对此都要表功，只能说法官的底线实在太低了，已经低到了脐下三寸，距离裸奔仅一线之遥。 作为最高法的领导，沈德咏为夹在权力三明治中的法院和法官辩护，当可理解，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为什么要以“功大于过”为说辞，不会换一套严实一点儿的说法吗？ 只能说，这是一种惯性思维。就像一个人说惯了官话，和老婆调情，都似做会议报告，我们已经习惯用功过来论断人，无论评价伟人，还是臧否凡夫。而且对于伟人的功过之分，我们一直津津乐道。记得我的两位大学同学，盖棺论定毛主席，到底是七分功三分过，还是三分功七分过，差点儿大打出手。 问题在于，以功过论断法院和法官的日常工作，是否合适？这不同于论断人，人生可以量化，可以二元，可以功过相抵——大抵如此；司法权的运行，关乎正义，却断然不可如此。我觉得法官的角色，几近绿茵场上的守门员，球迷不会在意你一千次的神奇扑救，只会牢记你一次的愚蠢失误；同理，对法官的工作，我们不会在意一千个公正的判决，只会牢记那一个冤案。秉公执法，为法官的本分所系，正如厨师烹出美食，画家绘出杰作，焉能邀功请赏呢；相反，一旦法官制造了不公的判决，那便是失职，便是过错。 说到底，正义的运行，不宜以功过权衡。更不必说，将功折罪，功大于过等，这都是十足的昏话。一千个公正判决的光芒，并不能遮蔽一个不公判决的罪恶，两者完全不可对比和折算。不公就是不公，冤案就是冤案。对一个法官而言，其职业生涯中哪怕仅仅制造了一个冤案，便不配尊享正义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