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欧洲美元”相对应，所谓“亚洲人民币”，是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亚洲地区各国普遍接受以人民币作为亚洲地区间经济与贸易往来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存款、贷款和金融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 在认识“亚洲人民币”方面，有几个要点需要特别强调： 一是“亚洲人民币”代表亚洲，并不只代表中国。 我们知道，现代大国崛起普遍伴随着在金融领域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迅速提高，伴随着该国的货币为国际间贸易和货币储备接受度的提高。但同时，这种金融影响力的提升，也对既有的国际秩序构成重大影响，一方面会导致既有大国的坚决抵制，恰如当年欧元产生时，就面临着美国的强大压力；日元在国际和亚洲的影响力也是美国始终遏制的对象；另一方面，周边国家也会对此非常敏感，担心成为新型经济体或货币的附庸。 对此我们必须要看到，当前亚洲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巨额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的贬值危险（亚洲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2%），非正常波动的美元汇率导致的国际结算的损失，美元本位制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周期性的重大金融危机等。 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根本点就在于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而构建此体系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以人民币为中心，推动“亚洲人民币”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推动“亚洲人民币”并非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构建全球“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来自亚洲的影响力和利益分配载体，能够代表亚洲国家获取平等的国际金融利益。 二是美国的政治压力。 美国对于可能威胁到其金融霸权地位的新的金融制度安排都非常敏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但该建议刚一出台，就被美国强力制止，无疾而终。此次，尽管美国表面上积极参与G20会议，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但实质上其只想就IMF的作用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比例作某种形式的调整，根本不想在货币体系的整体架构上作任何大的改变。“亚洲人民币”计划，一定也会成为美国重点打压的对象。 货币金融制度决不是单纯的经济或金融问题，其建立和延伸将主导国际间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任何大的变动必然伴随着大国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的较量，这一点可从当年英镑、法郎、马克，以及后来美元的崛起上找到充分的佐证。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领域建立全球优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金融领域的扩张应保持适当的节奏。 为此我们要有较为灵活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我们要高举“国际责任”的大旗，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面临重大困境的情况下，可以多承担一些国际责任，有效地缓解一些国际政治压力；另一方面，要与亚洲各国广泛协商，共同建立（而不是强行推广）“亚洲人民币”货币制度，同时不追求在某个固定时间表下与每个亚洲国家全面建立，而是逐个国家协商，逐步推动。 三是与人民币自身国际化改革的关系问题。 2005年7月，我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的改革，并累计升值接近20%，同时对经常和资本项下的外汇进出口规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同时，我们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下自由兑换方面，还是采取有管理可控制的稳健策略。推行“亚洲人民币”计划必然会加速这方面的改革进程，必然对我国的整体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压力（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主要强国（美、日、欧盟）基于国际政治、金融与贸易利益的考虑，打着货币购买力平价的旗号，强迫我国人民币汇率自由兑换（当前主要是要求升值）和取消外汇管制； 二是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需要更深入、更频繁地参与国际间金融与贸易往来，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或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 三是宏观调控政策和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我国属于对外高依存度的国家，长期的固定汇率政策和外汇管制将无法支持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随着国力的日渐增强，如何成为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制定者，如何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获取大国应得的货币金融利益，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客观地看，后两个压力（动力）是积极的，是从我国自身利益的角度产生的。而第一个压力也是必然的，是我们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所必然要面对和承担的压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是个时间问题。 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美欧等国恶意推动人民币升值，期望以此遏制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引发热钱涌入，导致国内货币政策失效的策略已经较难以继续实施，客观上为我国推动“亚洲人民币”计划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在积极稳妥的思路下，把握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稳妥推进 构建以“亚洲人民币”为中心的全新货币制度,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以欧元为例，早在1969年3月，欧共体海牙会议就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设想，但欧元真正的推出却是1999年，历时整整三十年。货币的强弱是国家实力的外在表现，而国家间实力的转变又必然是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人民币真正走进“通用货币”的历史舞台也必将伴随相似的历程。 但事物的质变总是量变不断积累的结果，因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提前做好总体规划，积极稳妥地推动，有计划地分步实施。 在“整体规划”方面，应按照大体三十年的跨度，区分三个递进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制度性安排： 首先，在第一个十年，人民币仍主要与美元挂钩，应以巨额且稳定增长的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人民币信誉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可以大力推动东盟10+3框架下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以人民币作为与亚洲国家间清算或援助资金的币种，而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最终偿付的保障。2008年，中国对亚洲各国的进、出口总额分别是7026亿美元、6632亿美元，贸易赤字为394亿美元，不仅净轧差（贸易赤字），而且单一进口或出口总额都在我国外汇储备的承受范围内（实际应以净支付，即净轧差为准）。因此，推动与亚洲各国间以人民币计价，最终由美元作支付保障的制度性安排，完全可行。 在这个阶段也可以探讨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同盟安排，一方面可以探讨人民币与美元间的相对固定汇率的安排（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可起到稳定全球货币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探讨中美间的货币互换或保证协议，在全球通缩的背景下，加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投放，维持全球充足的多元化的货币供给。 在这个十年中，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完全市场化，人民币是否完全可自由兑换等问题仍然在可控制的进程中，可以按照介入亚洲和全球的进程逐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性改革。 其次，在第二个十年，人民币逐渐与中国自身国力挂钩，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国际贸易量占比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逐渐为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所接受，在亚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并部分成为储备货币。 在这个阶段，要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基本完成，要求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比较协调，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手段比较成熟和稳定，物价、利率、汇率、就业率等中介指标能同时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 第三，在第三个十年，人民币逐渐进入亚洲各国企业和居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在亚洲自由流通，成为天然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具备可以替代各国自身货币、成为亚洲统一货币（或占有相当权重）的条件。 在这个阶段，要求充分发挥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通过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其他亚洲主要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各类金融机构来推动人民币的充分使用，推动人民币进入民间贸易往来、国际贸易结算、资本市场交易等各个经济领域，并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推行“人民币联系汇率制度”，设计并推行亚洲统一货币（亚元）制度。 在“分步实施”方面，要注重在三个领域的协调推进。
一是推动亚洲地区各主要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 “亚洲人民币”的推广，既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不断增强使用范围，“用”出来的结果。而货币的使用，无论是民间的现钞，还是企业间的现汇，都要求有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受理和服务环境。因此，有计划地推动各国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和特定的制度安排（如现钞押运、货币兑换、代理清算、资金拆借等）非常重要。 二是推动亚洲地区主要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开展人民币业务。 货币和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枢纽。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行和交易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全面进入亚洲各国的资本项目，意味着亚洲各国对人民币的依存度大大增强。在这方面可考虑三个层面同时推进：即中国国内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如银行间市场、上交所、深交所）对亚洲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开放；在香港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和清算；新加坡、东京等主要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和清算。 三是协调和处理好地区内外主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如果说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人民币业务还带有较强的市场色彩的话，各种国家间的制度安排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必须由政府来出面推动，比如货币互换协议、货币同盟、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等等。尤其是要看到，货币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国家之间实力的较量。因此政府必须要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协调相关事务，展开全方位的“金融外交”。在这方面尤其要处理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亚洲人民币”必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注意协调和调动亚洲各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如东盟、海湾国家）和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沙特）的利益和积极性，每一项大的制度性变革，都需要形成相互间的默契，都需要把握特定的历史契机。 总之，加快推出“亚洲人民币”，构建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新格局，既是应对当前经济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保持国际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以大国的姿态承担起这份历史的责任，为深刻影响并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货币金融体系”注入全新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