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苗刚/文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和政策管理硕士，环球财经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随着美国政府救助方案的陆续通过以及对银行的资金注入，金融机构连续爆出重大财务危机的恶性态势正在进一步蔓延。当我们思考这次金融危机为何会来势如此凶猛时，金融市场监管缺失和评级机构的责任缺失显然是过去几年里催生资产泡沫的重要外部原因。同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也已经逐渐被大家认同：金融机构普遍采用的高杠杆经营理念正是砍向自己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前些年它固然可以带来数十倍于普通收益率的巨大收益，但当前却给全世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天量损失，其负面效应凸现无疑。 华尔街的发展史和运营模式无法一言蔽之。但我们如果将它看作是美国金融界的甲A联赛，就可以发现，那里的各类金融机构和业务恰能找到对应的位子；而当我们进行完抽丝剥茧之后还可以发现，处于全球经济机构最高端的华尔街金融业，其管控能力与商业道德，与全球体育市场的“地摊货”甲A相比，丝毫看不出有更高明和更高尚之处。 当一切真相大白时，我们只需要重复华尔街的那句名言：阳光下没有新鲜事。 票贩子：基金诈骗案 票贩子潜心囤集入场券，四处散发消息炒高票价，制造供应紧俏一票难求的假象，票贩子把握时机适时牟利。更有资深票贩子凭借多年声望，声称可以取得黄金席位，铁杆球迷们趋之若鹜——在刚开始的常规比赛中，票贩子好像倒也屡屡能兑现海口，让自己更为信誉卓著，但等到决赛开打，球迷们拿着涨价十倍的门票入场的那一刹那，猛然发现“高价佳座”原来只是空头支票费纸一张。 最近被查获的两个最大的华尔街票贩子，非麦道夫和斯坦福莫属。 美国证交所在声明中透露，纽约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者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已经承认策划了高达500亿美元的金融骗局，他利用新投资者的钱来偿付对之前承诺的稳定收益。这一数额巨大、令人震惊的欺诈行为已经将触角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麦道夫在2008年12月11号在告诉他的两个儿子他们经营的是高达500亿美元的庞式骗局之后被捕。从那之后，美国证监会已经通告了针对至少7位资产管理经理关于夸大利润和蚕食投资者资产方面的指控。 再看看斯坦福案：美国监管机构2009年2月17日对总部位于休斯敦的斯坦福集团（Standford Group Co.）董事长艾伦·斯坦福(R. Allen Stanford)提起了指控，称斯坦福集团通过岛国安提瓜的关联银行发行了80亿美元大面额可转让存单，这一交易存在重大的欺诈行为。位于达拉斯的联邦地方法院同意冻结其资产并为这些资产指定一名接收者，将该行欺诈的资金退还给投资人。美国政府在休斯敦的马歇尔办公室已经派出了一个15人的调查组前往艾伦·斯坦福的办公室封存相关电脑文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经从去年夏季开始调查这一大额交易的情况。 斯坦福集团是通过一家金融顾问公司网络卖出这80亿美元可转让存单的。艾伦·斯坦福告诉他的顾客，他们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高的金融工具，而且有20多名专业的分析师在监控每笔投资，同时他们还接受安提瓜岛当地监管部门的监管。但事实上他们投资组合中的大部分被用于私募股权和房地产投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表示，针对斯坦福集团的指控并不局限于这笔交易。从2005年开始，斯坦福集团的顾问共卖出了高于10亿美元的共同基金份额。同时被他们称为集合投资的计划实际上是在利用错误信息和篡改历史表现数据来误导投资人。此类对投资者的误导使得参与到投资计划中的资金从2004年的1000万美元提高到了12亿美元，借此斯坦福集团获得了高达2500万美元的管理费用。SEC还在这项指控中称，斯坦福国际银行宣称其有能力为投资者带来10%以上的安全回报，而这是“不可能且毫无事实根据的”。此外，该集团还误导投资者在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公司中进行了投资，使得投资者陷入了500亿美元的“庞氏骗局”。 艾伦·斯坦福，这位得克萨斯人在去年以20亿美元的个人净财富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世界第605名最富有的人。按照斯坦福集团网站上关于艾伦·斯坦福本人的一份传记称，拥有美国国籍的艾伦·斯坦福在十年前入籍了安提瓜岛和巴布达岛，成为了当地的国民。在2006年，他还被安提瓜岛政府授予了爵位头衔，现在他以“爵士”自称。斯坦福集团的网站显示，其在全美拥有19家办公室，由其管理或提供咨询的资金高达430亿美元。 艾伦·斯坦福是板球运动的支持者。去年6月，他乘坐直升机降落在伦敦皇家板球场，宣布年度板球联赛英国国家队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斯坦福明星队之间的比赛，这个联赛的最终胜利者将会得到2000万美元奖金。他还现场从随身带来的柳条箱子里拿出美元现金来展示高额的奖金。今天，在获知艾伦·斯坦福遭到指控之后，英国和加勒比海的板球联赛主办方已经宣布结束和艾伦·斯坦福“爵士”的合作关系。英国、威尔士和西印度群岛板球联盟也已经暂停了和艾伦·斯坦福“爵士”的一项新赞助商谈判。 如果说基金们是通过声誉和夸大的自我营销来骗取投资者的信任，进而从中牟取利润，更多的还是依仗“个人能力”并多少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包括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那评级机构则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掌控自己收入的高低。 黑哨：“出卖灵魂”的评级机构 在风险巨大，在各种商业行为中需要人类最高等级的智商和分析能力的金融市场上，评级机构通过评级来反映资产投资的风险，扮演着裁判员的角色。 在美国国会调查金融海啸原因的听证会上，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成了众矢之的。议员们指责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为了盈利，曾违背职业操守，狂热跟从华尔街的金融创新。 在堆积如山的事实和议员们滔滔如江河的雄辩面前，三大评级机构不得不低下他们并不高贵的头颅，纷纷承认：在收取了高额评级费后，为巨量垃圾债券贴上了AAA标志。 “AAA”评级被视为安全投资的黄金标签。《纽约时报》评述从美国房贷市场的崩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评级机构大大低估了市场资产的风险。2002年到2007年间，三大评级机构将华尔街制造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AAA级别，收入达到60亿美元。此外，穆迪和标普在不到一年前给予了11个如今面临重大经营困境的巨型金融机构高评级纪录，将保险巨头AIG放入AA评级中，而在雷曼兄弟破产前一个月，仍给与其A级评级。到2008年7月份又大范围调低几乎全部次级债的评级，降低评级直接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抛售，从而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而三大评级公司却早已赚取了大量利润。 弗兰克·瑞特曾在标普担任按揭评级业务总经理。他认为标普的问题在于“利益驱使了行为”。在2001年，标普就已拥有了一套更新且详尽的按揭贷款评审模式，但并没有被运用到随后的250万宗贷款案例中，原因是“这种新模式不能为标普增加利润”。 听证会上公布的标普内部的电子邮件显示：一次瑞特被要求对某个抵押债券进行评级，他请总裁提供详细资料，但总裁的回复却是：“任何对贷款信息的要求都是不合理的。提供信用预测是你的责任，你应该找到某种方法来完成它。”瑞特说：“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收到的最令人震惊的备忘录。”2001年以前评级机构主要收入来自企业评级，但近年来为房贷相关的抵押贷款证券评级的收入早已超过了其传统主营收入。标普对外发言人克里斯·阿特金斯在《时代》杂志上撰文称：标普为次级债评级的收费是为公司债券评级收费的3倍。从2002年至今，市场已发行了１万多亿美元与次级债相关的证券，这给评级机构带来了12亿美元的收入。以往美国非金融企业发行的证券能得到最高评级AAA级的比例很小，但近年来几乎90%的次级债被评为了AAA。
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确认，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成为“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第一批会员。从此只有这三家机构蓬勃发展，后来侥幸加入的评估机构也被他们吸纳吞并，其他的信用评级机构根本得不到证交委的批准。美国政府赋予了三大评级机构特权地位，并在美国经济霸权的保护下，以其特权地位对全世界主权国家、上市公司和各种证券进行评价。而现在穆迪的高管在听证会上却不得不羞愧地承认，“为了赚钱，我们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业内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汉诺威是德国再保险业巨头，原先不是穆迪的客户。穆迪曾电函汉诺威称愿意为其初期提供免费的评级服务，并在未来建立收费服务。当时汉诺威已经是另外两家评级公司的客户了，便拒绝了穆迪。穆迪还是开始为汉诺威评级，且连续两年公布了很低的评级。2003年在其他评级公司都认为汉诺威财务状况良好的情况下，穆迪却把汉诺威的债券级别降至垃圾级，结果引起抛售使汉诺威在几小时内就损失了近两亿美元，最终不得不向穆迪投降。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而且，有时候根本就很难把这两个力量分割开来。 红哨：评级背后的国家力量 观察人士指出，美国的金融资本要进行海外扩张，评级机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就如没有人否认，长期以来多数甲A强队，都将裁判公关作为问鼎的重要战略组成。截至2002年，标普和穆迪的主权评级国家就已达到202个。国际金融资本依据它们的评级决定是否对该国投资。三大评级机构对美国本土企业和债券网开一面，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和企业却飞扬跋扈。 1995年加拿大准备宣布削减开支、增加税收以支持加元。就在政策公布前，穆迪宣布将加拿大债券降级，使市场出现了加元和债券的抛售潮。亚洲金融危机时，三大评级公司急速下调受影响的东南亚国家的评级，严重加剧了市场恐慌，大大降低了西方财团并购受灾国企业的成本，也大大加强了这些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 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冰岛在标普、惠誉连续下调主权评级后银行业几乎崩溃，使冰岛面临破产的境地。而标普将韩国7家主要银行的信贷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引发了韩元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 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及中国企业的评级一直较低。直到2003年年底，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都停留在“适宜投资”的最低限。2004年，当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选举中表示要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时，穆迪立即跟风，表示将会降低中国债券的评级。2007年7月穆迪调高了中国政府长期外汇债券评级，不过对中国大多数银行的评级仍停留在较低级别。在此次金融风暴中，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器，而被三大评级机构追捧的华尔街投行们却倒下了。
伦敦金融城的衍生品市场分析师怀恩斯特评论道：“一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凝聚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力量和美国的国家力量，因此其市场权力得到极端膨胀，美国政府借助它们在全球推销美国标准和价值观。然而国际社会却缺乏一个机构来监督这些评级机构，它们错误的判断被转嫁到投资者身上，三大评级机构神话的破灭正印证了美国霸权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