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18岁前的一年，一个铺盖卷、一个军用水壶、一些简单衣物，刚刚高中毕业的我就被下放到一个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没有瓦房、进城要先走30里路才能搭车的山区插队。
我住的是猪圈旁边一间堆放农具的茅草房，每逢雨天屋漏不止，晴天则感觉不到阳光——屋里太黑，我只好自己买了一块玻璃，然后在房顶的茅草上挖了个洞，装上玻璃，这样可以透进一束光来。而到了晚上，则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用来照明，但每个月只能配给半斤煤油。除了这些，就只有一个用竹编和稻草搭制的小床，我自己又买了一张小圆桌和一把椅子，这就成为了我在农村安家的基本家具。
在农村插队一年多时间，我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农村没有什么农闲，一年四季都忙个不停。不论是担大粪灌溉，还是挑公粮上交，不论是开荒种地，还是插秧收割，也不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都一律埋头苦干，心里想着必须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必须有良好的表现，必须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想着表现好就有资格，有朝一日被推荐去上大学或中专。
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把人累得精疲力竭之后，还得回来自己烧饭。当地的农民再累，一般家里都有人做饭，而我连这点好处也没有。我住的小茅屋没有厨房，需要穿过好几户农家到生产队另一个闲置的厨房去烧饭。那地方做饭都是烧稻草或麦草，又没有烟筒，每次做饭都搞得满屋浓烟，直熏得泪流满面；然后，用一个大瓦盆盛着煮的稀饭或面条，端回我的小屋，后面常常还跟着一大群村里的孩子，他们没有见过城里人，非常好奇，喜欢透过门缝看我在煤油灯下如何吃饭。吃完饭，常常是累得饭盆都顾不上洗，只漱漱口，合眼就睡了。晚上老鼠常常爬到我的床上。后来我在国外留学看过一部电影叫《与狼共舞》，而我当时却是与鼠共眠。
当时，我跟许多人一样，以为注定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并在第一篇插队日记中写道：“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
但是，我意识到尽管整个人生的发展道路已经被封闭，但如果不希望成为井底之蛙，还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坚持学习与奋斗。歌德曾说：“只有两条路可以通往远大的目标及完成伟大的事业：力量与坚韧。力量只属于少数得天独厚的人；但苦修得坚韧，却艰涩而持续，能为最微小的我们所用。”因此，从下乡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诫自己一定不能放弃，一定不能沉沦，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首先是从可怜的生活费中省出钱来，自费订阅《参考消息》等报刊。还经常徒步30多里去小镇搭车回城借书，除了看文学书籍之外，还看一些当时所谓的“内部参考书”，如《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与中国》等。晚上不能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晚上听收音机播新闻。我正是在报刊和收音机的新闻消息中，意识到字里行间散发的政治“解冻”气息，于是，我很早就开始了复习和自学。
我毫不松懈地坚持着为自己制定的自学计划。尽管每天出工都很累，我还是挤时间晚上学。每月配给半斤煤油不够，就将灯蕊挑小一点，如豆的灯光依然有种说不出来的明亮之意。到了夏日，晚上蚊虫特别厉害，灯下的我成了集中攻击的目标，浑身上下被咬得到处都是疙瘩。为了缩小被攻击的区域只好尽可能多穿些衣服，但如此一来又都浑身大汗淋漓且奇痒无比。要是在冬天，室内室外温度都一样，冻得难受，只有靠不停地跺脚、呵气来保暖，要不就猛喝一大杯热开水。
多年以后，我出国留学，回国创业，人生经历了无数风雨。然而，翻看18岁的日记，尤其看到当初住在茅草屋自赋的一首《茅屋》诗，依然感慨万千。当时，我在诗中写道：“茅屋四壁荡空空，又冷又湿又透风，吾身虽居寒室里，环球风云装胸中。”
一年后，1977年10月12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一个日子，我即将满19岁。公社广播站大喇叭传来消息，国务院发出通知，恢复在十年动乱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通过考试招收高校学生。从公布招生简章到正式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原来高考制度停止了差不多10年，这10年中积累下来的“知青”和高中毕业生有1000多万人，还有大批的回城青年和城镇工矿企业青年，而全国高校只能招收二十几万人，上百个考生中只能挑一个。
在高考前的一天，我步行三十多里来到镇上，寄宿在一个朋友家里，开始了三天紧张的考试。那几天每天都复习得很晚，甚至到临进考场前一分钟还在看书。考试一完，又要赶60里路去县上的医院体检。我借了辆自行车。匆匆忙忙地又赶到县上，临近体检时，我挺紧张，听说一紧张会血压高，于是就有人建议多喝凉开水或醋，说这能降血压，为此我喝了不少凉开水和醋。
最终，与我同届的本班40多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全年级800多名毕业生，考上的也仅数名而已。西方哲学家J·E·丁格曾如此说：“关键的不是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而是我们的心态。”如果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那我当年之最大“准备”，莫过于拥有开放的心态。2008年，我因此写成了一本书——《开放你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