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稿·卞宁(记者) 办公室进门左手的第一张桌子空着。乡村小学老师朱再续好几个礼拜没出现了。深褐色的旧桌面并无太多的浮灰，一瓶墨水静静地在一角等待主人回来。办公室里的几个同事停下各自忙着的事，告诉来访的记者他因为担保高利贷被抓了。“300多万，可不是。”老师们的表情是带着好奇的关切和夹杂事不关己的保持距离。 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声响过后，郑福斌老师回到了办公室，带着一手粉笔灰。刚坐下，随手让送作业本的男生把一堆作业放到了朱再续办公桌上，男生雀跃着消失了。 郑福斌谈起朱再续显然是另外一种更加关切的语气了，他们是好友，现在是难友——郑福斌虽然没有被抓进去，但他明白自己身上也有206万元的贷款担保。现在，自己每个月1500多元的工资也已经被法院冻结，所以他只能抱歉地递给记者1块5一包的烟。 另一位苏江老师把记者和郑福斌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苏是教务处长，教务处办公室里没人。背了100多万担保的苏老师不愿过多地在人前谈起高利贷，尽管担保的事情同事们都知道。郑福斌倒是坦然些:“我现在连生存都不能保证了，还怕什么？” 这所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的乡村小学民国时期就已创建，一排排平房校舍和黄土操场简陋但整洁。学校的18位老师中，8位为别人担保过贷款，绝大多数是高利贷。 月收入仅千余元的小学老师如何能为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地下高利贷担保？他们为什么要为高利贷担保？ 管中窥豹。担保人只是地下高利贷利益链的末端部分，这个链条上的其他部分还有借款人、放款人、把钱借给放款人的存款人……睢宁，苏北平原上毫不起眼的贫困县，已经被高利贷缚住金融血管，总量高达10亿元的高利贷纠结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和社会利益网下，广泛参与其中的，是平民、官员和地方黑势力。 当资金链断裂时，击毁的不仅是脆弱的高利贷约定和平民的积蓄，更有表面上的那张维系社会秩序的人际关系网。 现在，资金链断了。 李平和他的担保人 不得不承认，以睢宁为样本调查民间高利贷生态是个偏门，你可能压根没听说过此地，不必困扰，这也正是困扰睢宁人的地方——不客气地说，睢宁不起眼，隅于徐州东南，属于江苏省的贫困地区，长期以来乏人关注，就连一位在上海读大学的沛县大学生都不知道睢宁也和沛县一样同属徐州。也难怪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睢宁县政府会在北京报纸上打出城市形象广告，有人把这理解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主动“搏出位、拼眼球”。 如果再向你更多介绍一点关于睢宁的背景知识，就得有请汉末第一武将吕布了。当年，吕布虽有赤兔马和陈宫，依旧兵败下邳城、殒命白门楼，吕布兵败之处现在仍叫下邳——睢宁县域北部的下邳镇。睢宁也曾是黄河流域水陆通衢的发达之地，不过宋代以后长期战乱割裂了文化传承，睢宁也逐渐远离商业文明。 回到正题，以农业为支柱的睢宁县要发展，必须谋求工业化转型，下面要做的事就是招商引资办厂了，官方的称谓叫“突破睢宁”。李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回乡办厂的。 出身屠夫的李平十几岁时就靠杀猪在睢宁积累了第一桶金，20多岁时南下上海投身服装业，办起外销服装代工厂，如今不过30多岁。2006年春，李平回到睢宁办厂，依旧从事服装加工。凭着在上海打拼积累的外贸资源，一年之后的2007年初，李平自筹资金1600万，开始在省道边建设漂亮的新厂房扩大生产。 随着新厂区建设的进展，李平的资金周转出现了紧张。此时，睢宁县的地下高利贷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李平选择了高利贷作为了资金来源。也正是这个时候，服装厂老板李平认识了小学老师郑福斌，两人还是远房表兄弟。 地下高利贷效仿银行贷款，放款人要求借款人找到担保人，并且要求担保人是地方政府人员或者是国家公职人员，并无须抵押品。 李平想到了郑福斌——公办教师也是公职人员。2007年9月，李平找到郑老师为他担保，并请郑再找3位老师一同担保。碍于情面，又或者是表现帮助朋友的豪爽，郑福斌答应了李平，他找到了自己的同事兼好友朱再续、苏江、王伟，4人一起为李平签字按手印担保，向高利贷放贷人张凯伦借了10万元。 交易在车里进行，借条上只写借钱数，不注明利息，睢宁高利贷的高息都是口头约定，不体现在合同中。张凯伦交给李平9万元现金。郑福斌不解，明明是10万元贷款，怎么只给9万？这是睢宁高利贷的一条规矩，借款时先扣除第一个月的利息，以后每个月借款人都要给放款人送一次利息。李平借的高利贷利息是1毛，也就是月息10％，他每个月将还给张凯伦1万元利息。 按照睢宁规矩，1毛月息相当于年息133％。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李平的新工厂还在建设，老工厂的运转也需要流动资金，之前借下的高利贷高额利息更需要按月支付。拆东墙补西墙，李平需要不断地向高利贷组织借钱来维系工厂的正常运转。到2008年底，他已经累计欠下高利贷400余万元，债权人分别是当地十几家地下高利贷组织。利息多是1毛或者8分，李平也因此被郑福斌等人起了外号“管一毛”，意为专贷一毛利。 郑福斌也是有了第一次躲不了第二次，李平会继续找他担保，其他放款人借款人也会找他。在基层，公职人员无非是公务员和教师，也因为此，睢宁教师参与高利贷成了一种普遍行为。郑福斌对担保人的风险并非一无所知但也了解不多，但是李平告诉他，如果不继续为其担保借高利贷，工厂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就会还不上过去的欠款，担保人就需要承担责任。到现在，郑福斌已经12次为高利贷担保，共206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为李平担保的，这个数字是郑福斌当着记者面算了一遍，自己也才明了。 朱再续、苏江、王伟几个人名下的担保金额最多的300多万，最少的一个也有好几十万。 校园里的讨债人 风险真正降临之前，即使知道有风险也白搭，即使自己就在风险的正中央，不然也就不存在“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郑福斌见四下无人，把记者拉到不引人注目的河埂上说话，在倒春寒的冷风和茅草堆中。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坐在三轮车里路过，认出郑福斌，喊了一声“郑校长”。郑福斌无奈苦笑一声:“大人不记得，小孩倒记得。”郑福斌也曾当做小学校长，他还是睢宁儿童画的辅导老师。 2009年刚开年，郑福斌就开始倒霉。一天，郑正在教室里给孩子上课，放贷人张凯伦带着人把郑从课堂里拖出来，要求郑还款，协商不成，便在校园中殴打郑后扬长而去。“杵我两下就走，也不打伤，报警都没用。”郑福斌说。 张凯伦成为校园的常客，郑福斌下班路上也不安稳——路上有债主拦截，家里有债主等着，去集市也遇到另一个债主朱柱，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时，郑福斌被债主带走，非法拘禁到半夜或者第二天才能回家。
今年1月12日，张凯伦更是将李平和郑福斌、朱再续、苏江、王伟告上法庭，要求还款，他共计借给李平25万元。法院即日起就冻结了四个担保人的工资，多次开庭、调解后，四个担保人的工资现在仍在被冻结中。 郑福斌原来有1500多元工资，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上有80高龄卧床不起的母亲，下有上大一的女儿和上初二的儿子。3个多月没有工资，等于断了全家的生活来源，没有一件像样电器的家中已经无米下锅，生活全靠亲戚接济。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儿子回家向郑福斌要半个月的200元生活费，郑福斌拿不出来，50岁的男人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