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王一鸣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广，也对我国经济形成了严峻挑战。如何认识我国的经济形势？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最严峻的挑战 我国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的快速下滑是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急剧收缩是外部推动力，而国内经济周期性回调和结构性矛盾则是重要的内在因素。 我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事实上在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加剧了这一轮下滑的趋势和深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经济就已面临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问题突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迅速扩散和蔓延，与我国经济周期性回调叠加，加大了我国经济深度下滑的压力。 虽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部门的直接冲击不大，但我国无疑是实体经济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外部需求急剧收缩，使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二是工业部门生产加速下滑使库存大量增加，产能过剩局面更加严重；三是内外因素叠加使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四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使就业形势趋于严峻。随着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状况从沿海向内地、从出口行业向其他行业、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从下游产业向上游产业扩散，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人数增速从2008年10月份开始下降。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加深和蔓延，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强度和影响深度都将明显大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亚洲金融危机时，主要出问题的是全球经济体系中比较次要的地区，此次危机时则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区出了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时，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受影响不大，此次危机时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受到重创，经济恢复也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是很高，此次危机时则是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之高，2008年为67%，比1998年的31.8%高出1倍多；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经济已经历了1993年以后持续数年的宏观调控并实现“软着落”，此次危机时则是我国经济在持续5年高于10%的高增长后才刚从高位开始回调。 调整期的2009年经济走势 判断2009年的经济走势，需要从我国经济的中期趋势去把握。我国经济正在从“繁荣期”进入“调整期”。调整期的持续时间取决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化解过去多年聚积的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影响我国经济复苏的两大因素，即外部市场需求复苏和国内经济周期性、结构性调整，在短期内难以完成，我估计这需要2—3年的时间。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可能止跌回稳，但在底部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轮经济复苏很可能是“U”型复苏。 首先是外部需求和出口短期内难以恢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目前还在继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受到重创，通过金融杠杆化膨胀起来的消费需求正在经历“去杠杆化”过程，透支消费模式面临巨大调整压力，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其次是经济周期性调整需要一个过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非常严重，除了出口增速大滑，房地产市场调整也使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制造业和房地产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去库存化”过程。 第三是经济结构性调整所需时间更长。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投资下降，但深层原因是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聚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在供给结构上，也表现为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展望2009年，我国经济减速的压力有可能继续加大，出口、投资、消费3大需求都面临下行压力。 首先，出口有可能大幅回落甚至出现零增长。外需是拉动出口的最主要因素（占80%），汇率、退税、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作用有限（合计占20%）。虽然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外部需求急剧收缩将导致企业订单大幅减少，出口严重下滑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 其次，投资需求增长将明显放缓。受出口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减弱、消化房地产存量和工业库存的影响，投资增速将明显放慢。 再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动力减弱。随着就业形势趋于严峻，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趋缓，城镇特别是中等收入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缩水，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可能难以延续。 总体看，2009年上半年仍将延续2008年下半年经济下行的趋势。考虑已经采取的刺激经济举措，全年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实现，但十分艰巨。若再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预期，择机适度加大政策力度仍显必要。 短期政策和中期调整战略相结合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蕴藏着重大的战略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谋发展。从一定意义上看，2009年是扭转经济下滑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要遏制经济快速下滑趋势，并化解过去多年聚积的结构性矛盾，为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必须远近结合，标本兼治，把保增长与调结构结合起来，把短期政策与中期调整战略结合起来。短期政策应立足保增长，遏制经济过快下滑；中期调整战略应着眼于“促转型”，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一，短期政策应进一步加大遏制经济过快下滑的力度。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能有效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下滑。政府增加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居民收入，才能有效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按照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比重计算，若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按照20万亿元计算，相应规模应该达到7000亿元左右。因此，建议将今明两年的中央政府投资规模扩大到14000亿元，今明两年各7000亿元。从财政赤字率来看，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对危机仍有较大空间。 还应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可考虑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更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的增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补贴力度，加大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力度，以结构性扩大财政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 当前还应加大稳定外贸出口增长和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力度，加大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策的力度，加强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把帮扶返乡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业作为重点。 第二，中期调整战略应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为核心。 中期调整战略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在需求方面，增加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校正“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供给方面，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改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状况。
首先，要以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为重点调整需求结构。城乡居民消费不足，最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因此，要以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为重点，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要较大幅度地增加政府对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支出，降低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分担比例，消除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出现的“预防型储蓄”动机；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把职工、城市个体户等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并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向政府上交红利和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规定。 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的重点应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这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经，而且对于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调整城乡二元结构也有重大战略意义。我国农村消费潜力巨大，只是由于农民收入偏低和缺乏社会保障而受到抑制。从中长期看，除了继续增加农业补贴，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需加快推进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水平，加快发展农村金融，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其次，要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调整供给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不仅是摆脱金融危机的重要途经，也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要加快实施10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确定的16项重大科技专项；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设计、标准、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专门化分工等关键环节，提升产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适应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的发展趋势，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部门，提升制造业的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和附加值。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根本上在于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要加快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继续推进天然气、电力、供水和污水处理价格改革，推行市场化的资源节约新机制。 再次，要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为重点加快改革进程和深化改革。改革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最根本之道。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税种和税收分成，摆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促进财政体制更加公开透明，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缩减核准范围；继续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对社会资本开放；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提高金融市场的民营化程度，加快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