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史美伦：在琐碎中坚持原则
文/本刊记者 山水青 冯 戈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史美伦印象 Don‘t Labor with Trivial Matters. Stick to Principle: Interview with Ms. Laura M. Cha, NPC Deputy,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Hong Kong SAR “是过去在证监会时忙，还是现在忙？”告别时，没有了其他人的包围，我们才问她这个能够勾起回忆的问题。 史美伦在电梯间门口站定，低头沉吟片刻，抬头看着记者微笑，轻声说：“现在做的事情比较琐碎，很多杂事。”她抬手捋了一下蓬松的短发，看着地面，又低声重复了一遍：“很多琐事，很琐碎”欲言又止，史美伦浅笑一下，缓步走向自己的房间。 3月10日深夜，史美伦在北京饭店留给记者的那个背影，有些许伤感。琐碎，这也是当晚采访的印象，一些老话题，没有新答案。 在那个琐碎的夜晚，史美伦的表现与媒体对她的描述是那么不相符。“铁娘子”的称谓用在她身上，稍显庸俗。如果不查阅她的历史，无法想象坐在对面的史美伦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她悄无声息地走到你身边，主动地轻声和你打招呼。因有香港记者在场，他们习惯讲粤语，史美伦看着我们，微笑着问：“听得懂粤语吗？没关系，一会儿用普通话问问题，再讲普通话。” “史美伦，她现在做什么呢？”即使曾经与史美伦颇有些来往的人，也不能清楚地说出她为什么而忙碌。属于史美伦担纲主演的那段饱含争议的历史，已经淡去了。 2004年9月，史美伦卸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之职。之后，她曾经提出任职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但该提议未被有关方面准许。 此后，史美伦出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非执行副主席。因采访之日正值汇丰股价大跌，当晚有香港记者请她就此发表看法，史美伦说：“我不持有汇丰的股票。” 史美伦刚刚接下香港特区政府一次性批出的规模为180亿港元的大学研究基金，这笔巨款将取代港府对8家受资助大学每年5亿至6亿港元的拨款。这是史美伦参考了外国类似组织的做法后提出的建议，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去年2月份已提出，但立法会拖了一年时间才批了下来，委员会还要用大约9个月的时间“选秀”，定下基金管理人，这笔巨款才能投入市场。现在，这180亿港元只能作为定期存款，每年收益只有2亿港元左右。 有香港自由撰稿人说，如果这是她的钱，她一定会将1/3用来包销汇丰的供股，即如果有股东不愿供股，基金便可以用每股28港元的价钱买下汇丰的股票。她相信，一年后的汇丰股价一定会比供股价高出50%，由于基金同时享有分红权，即“财息兼收”，8家大学便可以有更多的研究基金。笑着听完这位自由撰稿人的计划，史美伦说：“我对汇丰的业务当然有信心，汇丰在亚洲仍然是盈利的，但我是汇丰的非执行董事，你们或者是基金管理人可以提出建议，我表态的话，会被人指责我徇私。”事后，这位自由撰稿人评价说：“虽然离开了两个证监会(香港证监会、中国证监会)，但史美伦严格守法的本色不变。” 2008年，史美伦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去年，在出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香港代表团审议时，史美伦指出，中国应严厉查处金融领域特别是证券公司的违规违法行为，查出“深水之石”。她还特别谈到了对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议。今年，我们再次抛出这两方面的问题，请她谈谈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面对新的金融环境，监管会有何新的变化？政府是否应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 史美伦说：“不管是在什么环境下，监管的基本原则不会变，就是‘公开、公正、公平’，要加强透明度，要区分中小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因为对两者的监管是不同的。监管没有很好的监管制度可以保障所有的风险。和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市场起步晚，还是新的、没有成熟的，市场还没走到那一步，所以，还是需要创新。因为市场还是在一个成长过程中，不要怕创新，应该让市场有适度创新。” 对于金融对内开放的问题，想了一下，史美伦说：“我们看到过去几年金融机构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那是因为要去上市，需要对方的品牌，而且，同时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管理和理念。如果你所说的金融对内开放，是指对民营资本的开放，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银行是不是缺钱，现在来看，银行不缺钱。” 2001年2月，作为第一位中国政府正式聘请的，由香港人担任的国务院所属部委“副部级官员”，史美伦的任命经过了中国领导干部任职的正式程序。她上任之时，上证指数徘徊在顶峰2245点左右，此后市场一路下滑，直到6年之后，市场重上2245点时，史美伦已淡出公众视野。颇为有趣的是，目前市场又在这个点位挣扎。2004年9月13日，史美伦离职。此前四天，上证指数跌破了五年铁底——1300点。对此，史美伦始终强调，就工作层面来讲，她不关心指数，指数不是评判监管工作的标准。那一晚，史美伦依旧说，她不关心指数。 在史美伦3年零8个月的任期内，其在证监会分管上市和融资的监管工作，将“铁腕监管”的理念带到内地。其上任之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条例就达51件，初步建立了监管法规架构。同时，有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侦查。2001年之后，股市“黑幕”相继曝光，“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银广夏案”受到查处。 对于史美伦当年的到任，有资深市场人士评价说，当时“海归派”长袖善舞，中国资产迅速贬值，回头看，凡是在那几年里购买了中国资产的外资，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史美伦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会里，对市场对她个人，都是不合时宜的。因史美伦夫家在内地有商业利益，有圈内人士评论，查太就职内地的动机并不简单。但更多的普通投资者认为，尽管史美伦的到来引发了股市的阶段性地震，但其在重塑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制框架上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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