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缪建民
美国商务部2月27日公布的第四季度GDP按年率下跌达6.2%,这是自198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显然,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还在深化和蔓延,以至向来以对未来乐观并坚持价值投资著称的巴菲特都在3月1日致股东的信中悲观地预测美国经济将在整个2009年甚至更长时间中蹒跚而行(in shambles)。为了把美国经济拖出衰退的泥潭,奥巴马政府已使出了浑身解数,在不断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还在谋划进一步收购金融体系中的有毒资产,增持“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银行的股权使之准国有化。 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政策是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政府开支刺激总需求,再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使债务货币化。这种政策组合也是海曼·明斯基所主张的政策组合。这些政策能否迅速推动经济复苏,尚需观察,但政策本身已面临很大的挑战。 增加政府开支需要举债。但美国政府已经债台高筑了,奥巴马政府预计今年赤字将创二战以来新高,达17500亿美元。美国国会在2月13日通过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不得不将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提高至12万亿美元。由于经济衰退,税收收入减少,政府开支增加,有经济学家预计即使到2010年度,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将超过1万亿美元。在做不到开源节流的情况下,奥巴马提出的到2013年他的第一届任期届满时将财政赤字减半的承诺很可能只是给选民的一个美丽幻觉而已。 美国政府要举债就得面向境内外的投资者。但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向来很低,在2005年和2006年两年中甚至是负的。这种负储蓄率的情况历史上只在1933年和1934年发生过。现在随着经济危机深化,美国居民储蓄率虽然已开始迅速回升,但1月份储蓄率也只回升到5%,所以美国政府基本无法向美国居民融资。目前美国个人持有国债只占家庭金融资产的0.2%。基于对经济衰退的悲观预期,美林预测到2013年美国家庭对国债的投资将占到家庭金融资产的2%。即使这样其总量也非常有限,对美国政府天文数字的债务而言也是杯水车薪。另外,由于市场信用紧缩状况并未改变,银行体系储藏现金不愿放贷,或者银行大量购买国债都不利于信用扩张和经济复苏。为了从国债市场挤出私人部门资本,使银行增加放贷,美联储实施并进行了债务货币化政策的操作,由美联储直接入市购买商业票据、机构债和国债。从美联储截至2008年底的资产负债表看,美联储实施债务货币化政策购买有关资产主要借用财政部存放在联储的现金以及银行存在联储的储备金,而非印钞。但随着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美联储在1月28日的政策声明中已明确表明,美联储将进行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行动,在购买商业票据、机构债的同时,直接购买长期国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银行在联储的储备金不持续增加,美联储最终将被迫开动印钞机,增加货币供应量,正如英格兰银行准备印2120亿美元规模的货币救经济那样。美国1月份M1增长15.1%已反映出这种端倪。其后,3月18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正式决定买进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并将买入按揭债券的数量增至1.45万亿美元。此举实际上意味着美联储已开动了印钞机,大量增加美元供应。 除了债务货币化迫使美联储最终要开动印钞机外,还有一个促使美联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诱因是对抗通缩。 美国今年1月份的CPI为零,这是自1955年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的第一次。通缩风险在美国已迫在眉睫。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最近先后警告了可能出现的螺旋式通缩风险。当前美国面临的通缩风险与欧文·费雪在1933年所写的《计量经济学》中描述的十分相似:为清偿债务而出售资产,导致资产价格下跌,促使实质利率上升,债务人从而不得不出售更多资产,结果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净财富减少、破产增加、银行被挤提、信贷收缩、银行抛售资产、不信任增加、储藏现金。欧文·费雪对上世纪30年代通缩开出的药方就是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罗斯福在1933年当选总统后迅速采纳了欧文·费雪的建议而使美元大幅贬值。 现在美国面临与上世纪30年代类似的债务型通缩风险,私人部门的债务水平甚至高于上世纪30年代。扣除金融机构和联邦政府的高额债务后,美国私人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仍高达190%,而大萧条初期这个比例只有164%。债务型通缩风险已十分明显。要解决通缩就要制造通胀,而制造通胀就必须在刺激总需求的前提下,增加货币供应量,使货币贬值。巴菲特在3月9日曾评论道:“美国现在做的事情会造成潜在的巨大通胀压力,但爱国的美国人必须意识到这是一场战争”。他同时警告美国刺激经济的努力将导致比上世纪70年代更严重的通胀。 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way)针对政府债务就曾尖锐地写道:“面对庞大债务,唯一的灵丹妙药(panacea)就是货币贬值或战争。两者都能带来暂时繁荣,两者都能带来永久破坏,但两者都是政治、经济机会主义者的避难所。” 美国走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双管齐下——用海明威所说“货币贬值和战争”。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后于4月19日宣布放弃金本位,主动使美元大幅贬值,而后又积极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保罗·克鲁格曼在2月15日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就写道:“真正将美国拖出债务陷阱、结束大萧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不仅导致充分就业,也导致收入上升和大幅通胀,而且私人部门没有增加债务。到1945年政府债务飙升,但私人部门债务占GDP比例只是1940年的一半,私人债务的低水平为战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现在美国民主党政府已宣布要从伊拉克撤军。以现在的国际政治格局看,重新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目前看来也不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选项,那么走出债务陷阱、推动经济迈向复苏就只剩下华山一条道——美元贬值了。国际上压人民币升值的图谋就是这个战略的序幕。 因此,尽管短期内由于其他经济区的危机深化,出于风险厌恶及全球资金对高流动性美元资产的需求会支持美元的汇价。但美元货币供应量大量增加,同时为应对高额债务和通缩,美元中长期贬值不仅是由基本面决定的,也将是美国政府在当前经济困境下不得不作出的一个战略选择。我们作为美元资产的重要持有国,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为防范美元中长期贬值的风险,我们应当增加对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特别是具有战略价值的资源类资产的投资,把握经济周期调整带来的机遇,缓解经济增长中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应尽力维护美元与人民币之间汇率的相对稳定,确保存量美元资产的保值,缓解出口行业面临的压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把握好这两方面的平衡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应对美元中长期贬值趋势的重要对冲策略。 (作者为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