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调整，要求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驾齐驱，我们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政改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经改。
撰稿·汪伟(记者)
3月一到，“两会”如期召开。这次“两会”因为会期短、议程简而被称作“节俭的两会”。不过，“节俭”并不意味着需要讨论和决策的事情不多，也不意味着需要面对的局面不繁难。恰恰相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深化，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大考之年”，观之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随着改革开放步入第二个30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第60个年头，更多的问题需要中国来解答。 一年之计在于春，记者采访了兼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的汪玉凯先生，请他谈谈当前改革的局面和任务。 《新民周刊》:“两会”之前不久，山西发生矿难，这些年中央和山西政府对安全生产抓得不可谓不紧，措施不可谓不多，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安全疏忽和矿难不已的现状却迟迟难以逆转，同样的情形还反映在食品安全、反腐败等领域，而户籍、医疗改革以及反对行政垄断等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难以突破的局面，有人说，改革30年后，改革陷入了难局。进一步改革，重点何在，难在何处？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汪玉凯:中国的改革和人一样，经过30年后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过去的30年虽然有问题，但还是成功的，从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走到今天，改革取得的成就很不容易，但是随着改革走进30年这么个坎，改革本身进入了一个战略转折期。这个转折期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人们重新思考认识改革。30年前改革开始的时候，人心思变，穷则思变，在改革的问题上，中国社会有充分的共识。今天我们能不能再形成一种改革的共识？如果找不到共识，你认为改得不够的地方，他认为恰恰是改过头了，你认为有些改革是好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改革，他认为这些问题正是改革本身造成的，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群体看起来可能完全两样。改革就要困难得多。 第二个，改革的重心在转移。过去30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主干进行的，其他改革都是配角。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吃饭问题。其他的行政、教育、科技、社会体制改革都是配角，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向前推进，遇到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思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和前苏联经历的激进的“休克疗法”，先解决政治问题再解决其他问题的模式很不一样。当然，中国改革也是以政治改革开道，当时不否定“文革”，不纠正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经济改革也改不动，政治改革承担了为改革破题的任务，但局面打开之后，整个重心就放到经济上去了。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的思想是敞开的，急着要吸纳世界各种思想文化，来审视中国的道路。那之后是一个分水岭。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经济改革很可能要走回头路。邓小平没有让经济改革回头，在1992年坚定选择了市场经济，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清晰了。经济改革一步步开始深化，市场经济体系，包括法制和一整套制度架构，都由此推动了。但政治上相对滞后，甚至把80年代已经走出来的东西也收回去了。在某些关键点上，权力更加集中。 这种改革模式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问题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难以持久。到了2004年、2005年，中共十七大之前，靠在经济领域进行单兵突进的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十一五”规划中有很多很好的判断。比如说，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个判断值得关注。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下端，又是经改和政改的结合部，已经深入到核心的利益层面。2005年后我们明显观察到，改革努力在行政体制内部进行政府自身的改革。改革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调整，要求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驾齐驱，我们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政改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经改。 中国改革内在的要求、发展的逻辑要求我们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政改上，但是政改很困难。一方面是因为30年来政改明显滞后，而且改革还带了一个怪胎，就是权贵资本。权力与资本结合了。80年代这一点还不明显。1992年以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从上而下，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它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和资本的关系千丝万缕，两者结合，成了改革路上的巨大障碍，就像乌龟背上的硬壳一样。我们随时都能够看到权力资本的影子。改革一旦要触及他们的利益，几乎就寸步难行。这个改革难度和80年代初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样一种非常僵持、非常复杂，权贵资本渗入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下，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我觉得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动力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中不可能不出现问题。有时候这些问题以非常尖锐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问题会驱动改革。一些地方官民冲突日趋激烈，公众不信任的情绪在加剧。我举一个例子，央视一栋楼烧掉了，老百姓的心态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大家也许会认为，这么大一栋楼，还没有用，就烧掉了十几个亿，很可惜。现在很多人心情很复杂，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竟然“乐于”看到它被烧掉了。这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政治情绪，这也是一种政治压力。压力会导致改革。 第二个，社会公众对政治改革还是有很高很强烈的诉求。对权力与资本结合，侵害老百姓利益的现象，老百姓有强烈的改革的冲动和欲望。
《新民周刊》:在谈到中国改革的策略时，“增量改革”是一个常常被提到的词，但随着前些年政府税收剧增、大型国企获得大量政策性收益，改革的增量显然在不断变成改革的存量。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如张维迎提出，要将央企股份和外汇储备均分给全体国民，这种“存量改革”的思路立刻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们不讨论张维迎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而是想请教，改革能够一直回避存量而进行下去吗？当中国经济受制于内需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分配制度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 汪玉凯:政府是一个社会里唯一掌控着调整利益分配杠杆的力量，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现在的利益格局说明分配杠杆掌控不力。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效率优先”的格局下，可以说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公平”问题，如何使利益分配的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发生激烈的冲突。回过头来看，当年考虑也欠周详。利益分配失衡有三个标志，个人财富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差距扩大。我们没有抑制住贫富差距过大和城乡、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拿走的太多。税负太高，税种太多，通过税收，通过审批，通过行政垄断，政府从社会财富的大蛋糕上切走的太大，而留给老百姓的太小，这就是通常说的“国富民穷”。除了一部分强势利益集团，稍好一点的是中产人群，乐观估计有1.2亿人左右，再下来的都可谓“弱势群体”。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关注。通过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投入民生和社保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种调节分配制度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