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杨 涛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次贷危机升格为全球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为确保中国经济增长，2008年11月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未来两年投资将达4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出台的投资措施，中国全社会的投资将达到20万亿元。可以预见，银行新增信贷资金的投放将达到一定数量级。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而言，防范并控制新增不良资产已成为迫在眉睫的挑战。 本期特别报道从银行面临的新金融环境、数据分析以及战略和策略对应等方面，关注并探讨“放贷安全”。 经济运行处于第一次触底阶段 迄今为止，继中央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地方政府配套政策相继出台之后，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力度仍在不断加强。 从产业政策方面来看，包括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振兴规划已经或即将陆续出炉，而关于振兴能源、房地产行业的讨论也正在进行当中。 从财政政策方面来看，在已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2009年预算报告中，财政赤字创纪录地达到9500亿元，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高额度的财政赤字。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2009年1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1.62万亿元，同比增8141亿元，也体现出旨在扩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思路。 正是在上述一系列强力政策的推动下，近期宏观经济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向好的迹象。例如，1月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5.3，环比连续第二个月回升，说明制造业恶化的程度在减缓；1月发电量同比增幅从去年12月份的-6.4%下降到-13.1%，但考虑到春节假期的因素，情况还是不错的。 虽然短期内经济复苏迹象明显，但从中长期来看仍不乐观，这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全球经济仍处于衰退边缘，数据显示，作为“火车头”的美国经济难现亮点，经济仍然疲软，就业市场形势尤其不容乐观。虽然近期似乎中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运行呈现某些“独立行情”特点，但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2009年中国面临的负面冲击仍然较大，这使得短期内还难以走入全面复苏的轨道。另一方面，近期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都已逐渐发挥到了极致，这在带来众多经济先行指标好转的同时，也可以预计到，随着政策效应的逐渐弱化，以及市场预期的变化，中期内的经济走势可能还会出现反复，以“政府投资”引领扩大内需的“挤出效应”也可能会进一步显现。 综合这些因素，2009年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增长轨迹呈现“W”型的可能性较大，当前正处于第一次触底阶段。 影响信贷安全的因素在增加 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商业银行面临的金融环境也有众多不确定性，影响银行信贷安全的因素在增加。有如下几方面金融环境要素值得关注： 其一，利率政策走势导致利差缩小甚至倒挂。2004年以来，商业银行的净利差持续提高，但去年后期以来该趋势有所变化。一是因为股市长期低迷导致资金回流到银行存款，并且储蓄存款定期化特征显著；二是由于去年9月份以来的历次降息政策中，贷款利率累计降幅往往高于同期存款利率，直接对商业银行利差产生不利影响。 具体来看，一方面，近期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与通知存款七天利率之间的利差出现少见的连续数月倒挂，隔夜回购利率与活期利率之间利差也在不断收窄，银行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不断下降，表面看，银行普遍面临充足的流动性；另一方面，除财政投资之外的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企业贷款意愿并没有明显提高，而银行放贷竞争却日益激烈，这使得银行议价能力有所下降，利差缩小更加明显。 由于利差收入仍然是国内商业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利差的变动情况是关系到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因素。另外，政府相对保护银行利益的政策模式已经有所改变，虽然未来一段时间利率政策将趋于平稳，但仍然可能体现出这种变化——为了缓解企业资金成本压力，帮助企业生存发展，贷款利率的降幅较大；为了刺激住房消费，按揭贷款利率下限进一步降低等。这些都是银行未来必须充分关注的。
其二，在当前大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下，银行的集中性风险开始显现。我们看到，在政策指导和市场环境限制的双重作用下，商业银行“傍大户”的趋势重新抬头，这导致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少数大型企业和少数项目，尤其是财政刺激项目。例如，1月份工商银行各项贷款增加1171亿元，其中693亿元投入电网、铁路、核电和公路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占比近60%。这必然导致银行业的客户、行业集中度风险上升。以集团客户风险为例，2008年5月开始，大额不良贷款客户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开始连续反弹，至10月开始呈现加速上升态势。同时，关联企业群之间的风险传递也在加速。预计随着过去盈利时积累的现金储备逐渐耗尽，今年企业集团客户的风险将更加突出。 其三，当前过度依赖直接金融模式来支持扩大内需，可能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非市场风险”。无论是“4万亿”计划还是各级地方政府公布的方案，都需要多方资金的共同介入才能够实现。其中，财政资金虽然起到引导作用，但却独木难支。据报道，今年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6131.61亿元，比去年同月减少1265.03亿元，下降17.1%，而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财力也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而“捉襟见肘”。加上在股市低迷的情况下，资本市场融资能力大打折扣。在此背景下，预计只能依靠银行信贷承担更大比例的投资支出。 这就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银行有可能为满足政策要求而放松风险控制，更多地介入某些处于衰退或不稳定的行业或企业。事实上，从银行信贷的行业分布来看，纺织、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大额信贷质量已经持续恶化，其中纺织行业不良率有较大幅度上升。二、政策性金融改革可能会暂时受阻，为了应对当前经济下滑风险，对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政策性业务的改革暂时会有所放松，甚至重新考虑。从中期来看，这必然会导致银行体系中政策性金融风险的提高。三、对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的影响可能较大。在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中，城商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受地方政府的影响仍然较大，虽然此前的改革旨在扭转这一局面，但在地方政府面临政绩压力的背景下，很可能会施加更多影响，要求地方银行提供符合政策方向的“软约束”贷款，从而增加了潜在的地方金融风险。 其四，资本市场环境与外部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难以获得大幅提高。国际上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的50%，甚至更高，而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过于倚重传统的信贷业务，虽然各银行一直在推动中间业务增长，但却进展缓慢。在今年银行业整体利差下降的情况下，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将成为银行竞争的重要着眼点。 但从宏观环境角度看，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目前仍受到三大因素制约。一、外需的低迷将使国际结算和基金代销及托管等中间业务收入难以保持过去的高增长。二、资本市场近期虽然从低迷中有所复苏，但整体上仍然难以再现繁荣，而境外周边市场更是难有起色，这就使银行财务顾问收入难有较大提高。三、监管层虽然逐渐认识到美国的问题是金融创新过度，而中国则是金融创新不足，但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毕竟对各类金融产品的风险感到“心有余悸”，使得银行中间业务产品的创新也将受到更多约束。 其五，银行面临的监管压力可能会增加。虽然前几年在经济上升周期，银行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但面临经济周期性下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也可能会有较大幅度反弹。监管部门也表示，如果信贷增速过猛，将考虑调增拨备覆盖率等形式约束银行。例如，监管部门认为，就目前贷款分类的迁徙和实际回收的情况看，银行拨备覆盖率至少要达到130%以上，风险较高的银行应进一步将拨备覆盖率提高到150%以上。诸如此类监管环境的变化，都构成银行经营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 其六，金融改革给银行带来更多外部竞争压力。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金融业将加快对内开放的步伐，其中包括加快制定《放贷人条例》，明确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主体的法律地位；规范民间金融，使其尽快浮出水面，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金融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竞争主体等。非常明显，这些改革一旦完成，都会增加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如《放贷人条例》的最大突破将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和企业，以自有资金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从而打破被银行垄断的信贷市场。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