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世界经济或将‘深度下滑‘



系列专题:2009中国营销

  2008年,在外部环境恶化、国内结构性政策调整以及经济内在周期的2三重压力下, 我国"出口─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全面激化,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出现逆转,宏观经济急转直下,出现"冰火两重天"的急剧变化,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步入深度下滑的下行区间。2009年,由于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实体投资调整周期与金融资本调整周期、结构转型力量与周期性调整力量、房地产调整周期与制造业调整周期等多重因素的叠加,结构联动性和刚性的约束,中国宏观经济将出现超预期深度下滑的局面。

  世界经济下滑将超过预期

  目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不是短期调整,而是深度的周期性下滑。"新技术扩散速度的递减"、"全球化红利的消失"以及"世界不平衡的逆转"等三大力量将使世界经济调整的幅度和周期超出预期。我们的研究被包括IMF、WB、OECD、ECB、UN等14家国际机构最近的预测调整所证实。如图1所示,各种机构将2008~2013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调整,其中2008年平均下调了0.41个百分点,2009年则下调了0.92个百分点。在诸多机构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将2009年的世界增速调为1%和1.6%。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2009年世界超预期深度下滑的可能。

  2009年世界经济为何会出现超预期的深度下滑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世界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将在2008~2009年发生全面的逆转,尤其是与中国贸易直接相关的三大经济板块会出现深度下滑。如图2所示,世界经济的产出缺口将由2008年的-0.7%扩大为-1.1%,而发达国家、欧元区的产出缺口则由2008年的0.005%和0.163%分别下滑为2009年的-1.568%和-1.097%。这表明世界经济将面临总供给过剩的局面。

  第二,在全球贸易流量增速大幅度缩减的前提下,支持发达国家2008年维持正增长的外需将在2009年大幅度下降,实体经济深度下滑成为定局。2008年G7国家在2008年经济增长之所以为正,其核心原因就在于,2008年出口对GDP的贡献由负转正,支撑了整个G7的宏观经济增速。例如美国2008年前两个季度出口增长直接推动美国GDP增长3%,而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日本全年出口对宏观经济的拉动将占GDP的1%,而其他需求部分为-0.2%。。但是,发达国家出口增速提升只是昙花一现,世界贸易将在2008~2010年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这将直接冲击发达国家脆弱的增长基础。

  第三,与80年代和90年的经济调整不同的是,此次调整是世界经济全局性的危机,发达国家三大板块、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下滑将产生强烈的同步叠加效应。如表1所示,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将在2009年转为负增长,都陷入经济萧条。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陷入衰退,全球衰退在各大经济板块共振中幅度将更为剧烈。

  第四,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的引领下已使全球银行流动性发生逆转,金融市场于2008年9月开始进入一个强烈的"资产杠杆下降→价格下跌→投资者赎回→流动性枯竭"的恶性循环。由于信贷萎缩的恢复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去杠杠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将使本轮金融危机深度和长度超越前几次危机。各种债券利率与基准利率之间的利差在2008年10月出现大幅度上扬,这表明金融市场风险依然在扩散,金融危机远没有见底。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全球金融动荡在2008年9月开始加剧,形成了中心国家信贷紧缩、外围国家资本市场大幅度缩水的共振局面。因此,本轮金融风暴不可能在2009年上半年见底。

  第五,此轮经济危机是实体经济下滑与金融紧缩同步出现的危机。在2009年实体经济下滑与金融大幅度紧缩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使实体经济下滑和金融下滑的深度超出一般预期水平。

  第六,此轮周期调整在本质上是以房地产调整周期与实体经济调整周期的重合为特点,这将使实体经济的恢复更为漫长。从库兹涅茨周期来看,2008年正好是美国房地产的下行区间,该周期与美国实体经济周期刚好重合。同时,从全球房地产来看,我们发现世界各国房地产都在2007~2008年处于房地产的调整拐点。这种全球房地产的深度下滑以及实体经济的同步下滑,将使各国分别陷入深度衰退。

  

  中国经济将遭遇"深度冲击"

  上述世界经济超预期的深度下滑将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何种冲击呢?从总体而言,将对我国出口带来超预期的深度打击,中国外需下滑的幅度将大大超过2008年的水平。其核心原因在于:

  第一,与一般感觉不一样的是,中国出口收入弹性很高,出口对于主要贸易国的国民收入增长较为敏感。欧洲、美国、日本三大经济板块的同步大幅度下滑将使中国的出口带来直接的深度冲击。分报告研究表明,我国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收入弹性都远大于1,分别达到7.18%和13%。这说明2009年欧洲和美国经济下滑所导致的中国出口将减少5.1%。

  第二,与2008年不同的是,2009年中国出口面临的冲击不是内部成本冲击,而是外部的需求冲击。2007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的放缓并不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物,因为在此期间美国进口需求并没有实质性下滑,中国对美国贸易的下滑主要是由于各种出口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因此,2009年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欧洲、日本等板块的实体经济带来实际性冲击,其进口需求的下降才全面显现。而这种需求冲击,我们很难利用人民币升值减缓、出口退税率提高以及出口补贴等供给方刺激政策来缓和外需的下降。因此,从总量收入的角度,2009年世界经济的深度下滑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将远大于2008年的冲击。

  第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经济深度下滑在本质上是世界不平衡模式走到尽头的必然产物,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根据分报告研究表明,近10年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是一个逐渐耦合(coupling)的过程(参见图3),因此,从不平衡调整的周期角度来看,美国贸易逆差与中国贸易顺差的调整刚刚起步。

  中国总需求与总供给中所存在的结构联动性和结构刚性将使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幅度超过一般预期的水平。中国总需求存在两大联动机制:一是"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二是"出口-收入-消费联动机制"。正如本课题组在2006与2007年度报告分析的那样,中国宏观经济作用机制中,并不是单纯的投资推动了出口,更不是产能过剩导致了出口被动的增加,而是出口的增加导致出口收益的增加,进而导致投资的增加,而投资增长又在供给上给予出口的支持。因此出口与投资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2008年出口增长速度下滑4.7个百分点,2009年预计下滑6.9个百分点,必定会透过"出口预期"和"滞后效应"对2009年投资带来巨大冲击。2008年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三资企业的投资规模和工业增加值都出现了下滑。对于"出口收入─消费联动机制"而言,它主要体现在外向型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将导致大量企业利润的下滑,导致工人失业和工资水平的下滑。由于中国大量农民工在外向型部门就业,出口的下滑对于该群体的收入影响最为明显,而该群体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因此,出口的下滑将带来消费明显的变化。

  在总供给中存在重工业供给刚性的问题,即由于重工业有大量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和较高的设备维持成本,这些行业并不能根据外需的变化而进行灵活的调整。由于本轮经济增长以重工业投资为核心,因此2009年所面临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比以服务业驱动或轻工业驱动型经济严重得多。

 2009:世界经济或将‘深度下滑‘
  如何应付已经到来的深度经济下滑呢?政府于2008年下半期开始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从2007年的"双防"调整到目前的"全力保增长",从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到宽松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 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是必需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应急价值,但其性质不足以解决中国本轮经济下滑的内在矛盾,其规模不足弥补投资下滑的缺口,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趋势。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补充和调整:

  第一,在落实目前4万亿短期刺激方案的基础上,应当在中期安排非投资性的政府支出计划,以大幅度提高转移支付力度,出台未来5~10年的一揽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加速建设计划。

  第二,加大国债发行力度,提出中期国债发行计划。具体来说,可以制定2009~2014年加速增加的国债发行计划,使我国国债每年平均发行规模保持在GDP的2.8%左右。

  第三,不能过快推出各种宏观税负减免行动,而应当在做出一个中期一揽子推行各种税费减免计划,在适度缓和企业危机压力的基础上,尽可能出台消费推动型减税政策。例如收入所得税的调整,同时出台中期的减税计划,以起到稳定预期和重振信心的作用。

  第四,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力度,但财政增量的投入方向必须强化其就业导向和消费导向,而不是投资导向。例如每年投入200~400亿元进行大规模社会培训计划,进一步增加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文化的投入。

  第五,在提高内需总量的基础上,应当充分考虑结构调整的目标,应当鼓励地方政府出台促进内需型结构调整政策,各级政府应当加大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行业准入管制的放松,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

  第六,由于价格压力全面回落,货币政策应当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进一步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不过,国际收支恶化、房地产贷款恶化以及信贷需求萎缩带来的流动性逆转问题应当成为央行关注的一个重点。

  第七,在一些战略资源价格全面下滑的时候,应当强化这些资源的生产管理和战略储备管理。例如不能因为石油价格的下滑、柴油生产的过剩而大规模廉价出口。

  第八,鉴于未来出口面临的冲击属于需求型冲击,政府不宜过度出台成本缓和型政策,以避免为未来结构性调整带来过度的成本。因此,出口退税不宜大规模回调。

  (作者杨瑞龙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为该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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