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还是应该在现有体制内去考虑如何逐步完善它。” 在《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于北大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江平如是表示。 在这本书中，江平与其他几位秉笔直书，为改革鼓呼的耄耋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十贤”。 在江平发言前，一位赶来客串主持人的江平的弟子、知名法律学者嬉笑怒骂,针砭时弊，现场听众跟着他神采飞扬的演讲群情激昂。当话筒交到江平的手中，人们期待这位“燃烧的老人”继续点燃现场气氛时，江平冷静谨慎的话语也许让场下的年轻学子有些许失望。 也许作为法学家的江平本身就是保守的。正如美国学者亨利·康马杰所说，“法律的大多数信徒非常乐于具有这样的保守性。”他们更愿意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做细致入微的建构，以精致的制度设计逐步推动整个社会碎步前行。 然而，与他今天面对的莘莘学子一样，江平也曾是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愤怒青年，今天法学泰斗的老成谋国，正是他个人命运数十年来与各种政治思潮与时代变迁激荡碰撞后的深蕴积淀。 江平出身书香世家，大学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同盟，主动靠近政治的动机是“希望政权能够有民主有自由，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国家能民主、富强、自由”。 1951年被政府选派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得以在一个政治阵营的核心亲身感受它的真实脉动。从1955年到1956年，苏联揭发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出来，公开听了秘密报告后，青年江平的“思想上第一次产生了怀疑。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吗”？ 然而，彼时的江平在政治上毕竟还是单纯的。1957年归国后的他向组织上坦承了自己的困惑，没想到正好赶上当时的反右阳谋，“自己抢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从“人民的阵营”一下子被划到“敌人的阵营”的痛苦让他刻骨铭心，然而那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新婚妻子迫于政治高压与其离婚，下放劳动时又被火车压断腿，身心俱受摧残下，江平开始了长达22年的政治流放岁月。期间，短暂加入的某一“战斗团队”与其说是主动向主流靠拢，不如说是政治动乱中的苟求自保。然而，在那样的年代，对他这样被盖上黑色标签的人，这样的短暂自保往往也不可得。 “22年的逆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人生教训，就是不能够顺着潮流去走，不能随大流。如果什么时候都顺潮流而动，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自己的立脚点，就是一个大问题。”多年之后，江平这样总结那段悲惨岁月。 也许是这种昂然独立的清醒姿态，使他虽然一生追寻自由民主，却在多个场合提醒当下要警惕民粹主义的风险。“做法律的人要公正，应该关注群众的利益，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众的感觉作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经历太多政治运动的江平明白，众生喧哗处，并非真理所在。在重庆钉子户事件、杨佳案、许霆案中，江平都曾因为没有顺应“民意”的发言，而遭受舆论的围攻，甚至有人当面说要用鸡蛋砸他。如此种种，并没有让他停止多年来不遗余力地为私权保护、法治天下奔走呼号。
比起坐而论道，江平更重视实实在在的建设工作。1978年，江平终于回到了阔别太久的校园。也许是要补偿浪费许久的青春流年，也许是时代使命使然，在七尺讲台之外，江平积极投身到一个崭新的“大立法”时代。他参加了《民法通则》《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制订，并直接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物权法》和《民法典》草案专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 回顾中国几十年法治进程，江平坦言，进步明显，但在有些地方是在后退，而法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在体制内做好孜孜不倦的制度建设，“促进它的前进，防止它的后退。”他不相信一劳永逸的推倒重来。 有意思的是，江平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读书时，戈尔巴乔夫比江平高一级，是当时的校团委书记。而后者给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其政治重建延续至今。 江平在体制内，作为法治布道者和建设者的选择，也许源于政法不分家的现实。知名学者李慎之曾对江平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 此言让江平深受启发。他也曾反思：“学法律的人很少懂得权变，权变是政治学的概念。如果能够在法学家群体中更多灌输一些改革开放的、法治的理念，就有更革新的一面。” 因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江平更关心宪政，直言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有路线图和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