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前北大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佳洱院士 应对金融危机，克服当前挑战，都需要创新。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集约型社会的战略就是要实现中国经济从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发展到质的跨越发展的新阶段。改变过去那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增长方式，通过管理和科技自主创新转变为低消耗、高效益、低污染，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和谐发展的新方式，进入到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在陈佳洱院士看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都离不开基础研究作支持。虽然党中央和国家都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但目前中国基础研究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概括地说就是基础研究的“生态环境”不理想，需要社会给基础研究一个宽松的环境。博锐管理在线|www.aihuau.com| 基础研究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自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以来，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政府财政投入从1991年的7.43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74.5亿元，17年间增长23.5倍。 这种持续的增长为我国基础研究总体状态的改善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证。 陈佳洱院士指出，如果和国际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差距仍然是相当大的。基础研究的投入总量明显低于科学发达国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R&D总经费比例长期徘徊在5% 左右，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的基础研究经费都占其R&D总经费的15%－20%；人均研究经费更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 回顾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程，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当一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国际上初露头角时，我国也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跟进，并走在前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往往不断拉大。许多高技术产业发展难以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我以为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基础研究的积累不够、底蕴薄弱，源头创新能力不足。” 陈院士说，“基础研究投入越少，试验开发中吸收消化、再创新的能力就越低，越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他说，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 R&D 总量的20%以上，德国甚至接近30%。2005年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3%来自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1997年以来，每一项新的技术专利平均涉及两篇基础研究论文。NSF还宣告：过去25年来，美国经济学界对基础研究的经济价值分析表明，美国经济增长的50% 归功于以基础研究为动力的研究和开发。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对基础研究上投入的总量不足，大家围绕一些国家项目而进行激烈竞争，争取立项，获取专项基金支持。由于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科研人员很难专心致志地研究，年初要为立项到处奔波，年中要参加或接受各种各样的评估、检查，年终要数SCI、IF和引文次数 。这样，怎能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研究呢？”说到这里，陈佳洱院士的语气加快。 “加上我们的评估体系，大多停留在一些表观的、量化的指标上，缺乏真正的、科学的、深刻的内在价值分析。当今社会上，不论专业和岗位的特点，大多强调以短期内被国际检索的论文（SCI或EI）的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IF）等量化指标作为评价研究工作或研究人员水平、能力或业绩的最主要评据。其实我们的SCI、EI的总量都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实际创新能力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远了。” 说到这里，陈佳洱院士给记者讲了他难忘的一次经历：“几年前，有一个美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听了他们的演讲，我脸都红了。他们说，国际上一般发表的实验研究文章，平均他人的可重复实验成功率达90%。而中国的文章，重复性实验的成功率只有30%左右。” “是不是论文作者伪报数据？” “不是伪报数据，而是实验做得不充分。为了追求 SCI， 做了一两遍，他就发表了, 没有充分地重复、验证，有的只是计算机模拟的结果。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并不是他不知道科学成果需要反复地验证，而是在当前的这种评价体系下，他不这样做就争取不到项目；拿不到经费，他就养不活自己和他的团队，也没有经费继续深化研究。” 陈佳洱院士指出，当前社会上流行的科技评价，甚至发展到把论文的第一作者、第一单位与论文作者及相关单位的业绩或政绩，还与个人的待遇、单位的排名挂在一起。结果不仅助长了追求数量、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之风，还在团队之中或单位之间引起了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严重影响国内科技人员以及单位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有害于我国科技的健康发展。因此，改革和完善目前流行的科技评价体系这一根“指挥棒”，是一项当务之急的举措。 亟需宽松环境 科研贵在求真、创新，厚积薄发。为了追求真理，我们需要“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半句空”的精神境界。面对上面提到的种种现象，“我们应该静下心来，从整个体制上来反思。不成熟的文章可不可以先不发表？几年不出文章的研究，只要方向正确，是不是也应该继续支持？倒过来讲，现在钱比以前多多了，但是精神环境可能还不如20世纪50年代那么宽松。那时至少科研人员可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研究，还有时间保证。当时‘两弹一星’怎么出来的？当时的牛胰岛素又是怎么出来的？我想科技评价不应该过于依赖这些量化指标，而要有一个对科学工作有一个对其内涵的、深刻的、长远的评价。”
对于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科学工作评价体系，陈佳洱院士十分赞赏美国基金会的做法。美国基金会代表团访华时讲得非常清楚，他们评价工作判据就是三条：一看工作的方向是不是对头。什么是对头呢？就是对相关学科的发展有多大的带动，对满足社会的需求有何种推动。二看教育与研究的结合程度。研究工作，在培养年轻人上有多少成就。三看跟相关单位的合作，对这些单位的发展有些什么贡献。 很可惜中国目前不是这样，还是讲第一作者、第一单位。社会上仍过于强调科学研究的短期表现而忽视了它在知识积累和人才培育上的长远作用。没有在观念上真正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而重视起来，从而缺乏持续、稳定支持的机制。 目前评价体系中追求论文SCI 的数量、刊物的档次，而对科研工作内在价值缺乏有远见的深刻分析。这种以简单、表观的量化来评定复杂事物的不科学的做法，明显违背了2003年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的精神。 从《决定》中可以看到：“科学论文是科学技术产出的一种忠实记录，刊物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的被引用频次，在用于宏观上判断科学技术产出的总体情况是有意义的，但不宜作为具体论文内在价值的判断标准。要提倡内在价值的判断，正确看待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等数据库在科学技术评价中的作用。SCI、EI等收录论文数量只是科学技术评价中的定量指标之一，反对单纯以论文发表数量评价个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做法，强调论文的被引用频次，并根据不同学科领域区别对待，避免绝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