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26年夏，上海爆发时疫，年近八旬的宁波大商人朱葆三让他由捐办的时疫医院免费给贫民治病，他自己也经常去医院察看。因为劳累过度，他病倒了，不久辞世，时为1926年8月21日，享年79岁。 朱葆三的去世和葬礼成为当时上海滩轰动一时的大事，参加追悼会的中外人士有七千多人。在追悼会上，有不少人讲话，在中国风云一时的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说，我是美国人，也来参加朱公的追悼会，因为他生前办事不分国界，各种事业，无不热心赞助。朱公是我的老友，今天去逝，不仅中国人失去好导师，我这个外国人也因之失去一位好导师。其他社会名流对朱葆三的为人也做了极高的评价。朱葆三去逝两个月后出殡，仪仗队多达三十二种，其中不乏他生前亦敌亦友的租界当局所派。由他生前好友设置的路祭有三十六处，路祭摆设皆甚为壮观，那天观看的上海市民多达五十多万人。他的灵柩回到故乡时，男女老幼蜿蜒数十里迎接，所有车辆绕道，所有商店下半旗，路祭无数。可谓“大腕的葬礼”。
朱葆三生于1848年3月。父亲朱祥麟是一位下级武官，常年驻防在县城。朱葆三兄弟三人，哥哥早逝，母亲带着朱葆三和弟弟朱捷三在乡下生活。父亲不在身边，这个清贫家庭的孩子多少有些早熟，十岁出头，他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承担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任。1861年，朱祥麟去逝，一家人生计顿时陷入困境，14岁的朱葆三不得不去上海谋生。一方面由于开埠通商，一方面由于太平天国战争迫使大批苏南地主携巨款避入租借，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远东最繁华的大都会。朱葆三寻得一份学徒的工作，但在旧上海做学徒，往往几年下来，也学不到本事，师父怕徒弟抢饭碗，往往只教一半，徒弟只是店里的杂役。朱葆三的老板算是个实在人，对徒弟不算苛刻，加上朱葆三手勤脚快，少说多看，在业务上逐渐熟稔起来，由于识字不多，每天还得抽空自学珠算、记账和阅读商业尺牍，这些对他来说有些吃力，但他并不泄气。同时，朱葆三发现，能说英语可以和外商直接做生意，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学好英语。上海商界，能说英语的华人是一种稀缺的人才。但朱葆三每月五角的月规是交不起学费的，天无绝人之路，隔壁店里的读书声提醒了朱葆三。隔壁店里的一个学徒正在补习学校学英语，每月三元学费。朱葆三想了一个主意，让他教自己，自己将每月五角钱的月规送给他作为酬谢。这样，学生教学生，朱葆三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朱葆三的勤奋诚实让老板很是赏识，在他学徒期间，就破例让他当跑街、进货员和会计员。1864年，店里的总账房去世，17岁的朱葆三立即升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四年后，经理也去世了，朱葆三成了经理。当时，他才21岁。朱葆三的才干和勤勉让商店的业务不断增加，可惜好景不长，老板的逝世让协记吃食五金店消失了。 朱葆三离开后自己开了一家五金店，取名“慎裕五金号”。这个店生意很好，人才济济，比如，后来民国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就在店里做总账房。因为同样经营五金，朱葆三和叶澄衷时有接触，当时的叶澄衷已经是旅沪的宁波商人中的著名人物了，二人是同乡，都是十来岁来上海，都是从五金做起，都学了英语，都很正直，这让他们一见如故，叶澄衷比朱葆三大一些，朱葆三以兄侍之。叶澄衷建议朱葆三把他的店搬到叶澄衷在福州路和四川路口13号大楼去。那边地段好，铺面大，这让朱葆三的五金店上了一个台阶，店名改为“慎裕五金商行”，经营业务从小五金到大五金都做，还从事进出口，把外国的机器、钢材运进来，卖给工厂。 慎裕五金商行开办后，朱葆三增加了一项新的业务，就是放贷。朱葆三的好友袁树勋时任苏淞太道，朱葆三推荐得力助手顾晴川去担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兼司出纳库银。当时袁树勋经手庚子赔款，这是一笔笔巨款，具体办事者，自然是顾晴川。朱葆三指示顾晴川，这笔银子一到，便折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然后交给上海海关。袁树勋上交的利息以官利计算，而存钱庄的折息比官利要高，其中的差额甚为可观。这样，每天清晨，各钱庄经理便去慎裕五金商行等待朱葆三来折放头寸，朱葆三成了掌握各钱庄折放权的钱业领袖。 当时上海的洋行甚多，尽管洋人在上海有许多特权，但毕竟是洋人，也有很多不便，因此洋人便倾向于请当地有名望的人来做买办。朱葆三以他在商界的名望被英商平和洋行锁定，成了买办。朱葆三尽管做了买办，但很在乎中国人的尊严，他不住租界，也不去洋行上班，洋行有事，总是洋大班到慎裕五金商行找他商议。每年朱葆三只去洋行一次，就是洋人的圣诞节。 博锐管理在线|www.aihuau.com|周转庚子赔款让朱葆三对金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真正进入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要等到1897年。1897年，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创办人是财政邮电大臣、商行大臣盛宣怀。银行一成立，盛宣怀便聘请朱葆三、叶澄衷、严信厚、张振勋为董事。他们都是上海商界的头面人物。1907年，朱葆三投资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又参与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并任董事长。1909年，清浙江省衙门改官钱局为浙江银行代理省库，朱葆三是商股第三大股东，任该行董事，同时，他还投资了江南银行、中孚银行。 为解决兴办洋务的财政困难，在李鸿章主持下，轮船招商公局于1873年1月在上海成立，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这是惟一一家不依附外商的轮船航运企业。1895年，清政府被迫解除华商经营轮船航运业的禁令，民间资本开始介入这个行业。1897年，朱葆三与李云书等人创办东方轮船公司，因华股不足，只得与法商立兴洋行合办。朱葆三心有不甘，1906年与陶祝华创办越东轮船公司，只有一艘五百吨的轮船，航行于钱塘、宁波、温州等地的沿海。1915年，朱葆三又创立了镇昌轮船公司和顺昌轮船公司，各有一艘轮船，一艘七百吨，一艘八百吨，航行于杭州、湖州、苏州、常州和南通地区。1918年，朱葆三创办同益商轮公司，拥有三艘轮船，航行于上海和苏南。他将这四家公司合在一起，取名叫朱葆三集团，共六条船。另外，他还投资于其他七八家轮船公司，在其中，他或任董事长、或任总经理、或任常务理事。可惜的是，在外国公司、国内官僚公司的垄断、限制和打压下，名列国内航线七大公司的朱葆三集团不能幸免，镇昌、顺昌和同益先后消亡。朱葆三创办的中兴面粉厂也不甚顺利，1906年，创办当年获利四万两，后几年略有盈余。1912年在洋面粉跌价倾销时，中兴面粉厂亏损很大，先租后卖与荣氏兄弟。 据统计，朱葆三先后投资的有上海四大榨油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华安人寿公司、华成保险公司、华安人寿保险公司、江苏海州赣丰饼油厂、宁波和丰纱厂、广州自来水厂、汉口暨济水电公司。朱葆三甚至还当过上海《新闻报》的董事。 朱葆三出生三年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朱葆三死前一个月，北伐军在广州誓师，他的一生都是在乱世中度过的。朱葆三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历史洪流。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朱葆三任总董，1904年5月根据《禀定商会简明章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1905年12月，届期改选，曾铸任总理，朱葆三任协理。1905年5月10日，上海各业商人激愤于美国政府迫害华工，逼签新约，不约而同聚集到上海商务总会商量对策。曾铸向众人提议以两月为限，如到期美国政府不修改苛例，继续逼签条约，就联合全国工商界一起抵制美货，朱葆三和在场众商一致同意，并电致清政府和南北洋大臣，要求拒绝新约，并通电二十一省商务局，发动当地的工商界一起行动。电报一出，全国响应。不久，英租界工部局的苛捐杂税引发了摊贩罢市，工部局竟以暴力来镇压小商贩，如有反抗，立即逮捕。小贩们只得向上海商务总会求助。朱葆三于是出面与洋人多次严正交涉，双方达成协议，为商贩们解了困苦。 1797年（嘉庆二年）在沪的宁波人发起“一文愿捐”，每人日捐一钱，几年下来积累了一笔钱，在上海县城北门外购地三十多亩，1803年建成四明公所，内有殡馆、祠堂和义冢。1849年，上海设置法租界时，四明公所被划入，从此四明公所和法租界当局摩擦不断，起因是租界当局想武力侵占四明公所。1874年5月、1898年7月，两次爆发流血冲突，史称第一、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我方付出了鲜血的代价，法方的阴谋也没有得逞。两次斗争中，朱葆三都站在了队伍的前列。1906年，朱葆三和虞恰卿等人发起成立华商体操会，这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他们经常在四明公所开会。法租界再次借口扩大人民路、青莲路街口，要拆迁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交涉无效后，法租界内商业立即举行总罢市，中国巡捕罢岗，煤气厂罢工，致使法租界陷入瘫痪。法租界当局遇到“好好先生”朱葆三这样强硬的对手，束手无策，只得放弃。 1907年，浙江定海发生岭锭事件，当局羁押无辜，激起民变，西乡数千农民入城造反。他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请朱葆三和镇海的吴吉人出来主持公道，二是释放被抓的农民领袖。朱葆三得知后，立即和吴吉人从上海赶赴定海，他们入城时，农民手中拈香，沿途跪拜迎接。此事经朱葆三、吴吉人等协调后得到解决。朱葆三的影响可见一斑。 1911年，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的朱葆三却毅然站在了革命的一边，成为上海起义一举成功的关键性人物。上海光复后，朱葆三任沪军都督府的财政部长，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朱葆三四处奔走，为革命军积极筹款，做出很大的贡献。1912年2月，朱葆三向孙中山辞职。袁世凯上台后，时局大变，朱葆三心灰意冷，无心政治，不过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朱葆三还是努力为他筹款。“二次革命”失败后，朱葆三仍然面孔不变，接济革命党人。陈果夫后来回忆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我所认识而能想念得到的上海老商人，只有朱葆三、沈缦云二位先生，在我们困难之中，筹款接济我们以助力，可说是真正好的。”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将战败国德国在青岛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随即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各界立即投入运动，纷纷声援北京学生，要求拒签和约，严惩卖国贼，收回青岛，抵制日货。上海总商会却迟迟不表态，直到5月9号（佳日），才给北京段祺瑞政府致电，要求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归还青岛。国人认为，收回青岛是我们自己的事，日本无资格与我协商。“佳电”主张与日协商，等于承认日本对青岛拥有权利。“佳电”发出后，上海总商会成为靶子，总商会会长朱葆三更是被指责为“奸人逆贼”。1919年5月13日，上海总商会分别电告北京政府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声明取消“佳电”之主张。朱葆三随后辞职，彻底离开了政治舞台，继续他的慈善事业。 朱葆三每年收入大约三万，其中二万元用于投资慈善事业，由他创办的慈善组织遍布上海和他的故乡。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和横滨发生大地震，死亡二十五万人。上海市民在短短几天内，捐款三十七万元，以及大批物质。75岁的朱葆三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前往日本。抗战时，日军侵占定海，曾在朱葆三墓前鸣枪祭奠。 朱葆三可以说是旧中国商界的一个道德完人，极重信义，他的成功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他一生奔走劳累，做了很多好事，没有豪言壮语，他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社会理想又是什么？这或许是一个谜。关于道德，朱葆三应该有他的看法，他一生与各色人等周旋，有洋人，有官僚，有奸商，他并没有因自己是好人，而与这些人格格不入，遗世独立。谈判的结果不取决于正义而取决于相互妥协下，我方权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朱葆三是很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