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状元笔记 状元融资记



甲午恩科状元钦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江宁文正书院山长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先生”,近日异常郁闷。

 想当初,朝廷发布谕旨,准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三员,分别在南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一时之间,“状元办厂”震动天下,南七北六十三省都在传说,朝廷这次真的是要实行重商主义啦。

 一年过去了,陆润庠的苏纶纱厂已经隆隆动工,可是张謇的大生纱厂呢?还是一片荒地!

困境——资金急缺

 张謇叹了口气,来回踱步于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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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没有预备纱厂招股,早在前年冬天,他就已经在江南四处活动,奔走两月,除他以外,张謇邀请了六位董事,一起协商认办纱厂。三位本地绅士,都是花布商,三位上海人,一个捐班知府,两位洋行买办,人称“通沪六董”。邀得这几位加盟,原料、工作、销场、资金都有了数,再加上自己的官场学林人望,他觉得胜券在握。一切议定,这才知会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兴办实业。

  当初说得清楚,纱厂“官招商办”,预计招股六十万两,一百两一股,共计六千股。其中通州、海门占二十万,上海招股四十万。张謇深知通海绅商财力有限,还追加了一句,如果通海股份招不足,再由上海集补。

  选办纱厂,他是有把握的。开埠五十余年,洋纱土布,优劣自不待言,但西洋纱布只能售卖沿海一带,内地市场尚属空虚,华商兴办纱厂,原料、人工、运费都较西商为廉,浮平折算,一百两一股,一年可以有廿二两的红利,很不错了。

  哪知道选址之后,奠基、浚港、筑岸、建造厂栈,通海的银子已经去了二万多两,上海的股本却连影子都看不着半点。发信去催,着人去催,潘华茂、郭勋两个洋行大班,倒会打官腔!说什么沪股四十万,咄嗟可办,只是通海出多少,上海便出多少,而且,要由上海方面管理……这分明是故意刁难!

  可是上海的股本不来,通州、海门真的招不来偌许的大笔钱财,早该到货的两万锭纱机一锭未办,白撂着厂房、栈房、宿房在那里吹江风,那时他真的有些后悔了。

求助——官办or商办

  张謇走到桌前,坐下,搓搓手,提起有些冻住的狼毫,呵了几口,开始给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写信。

  “我张謇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出身寒门,只不过咸同以来,国事日非,书生报国无门……社会所看重的,一是秉政柄者,一是拥巨资者……思之再三,能与当权者议政,又能与拥资者谋者的,也只有我辈勉强任之!”

  他搁下了笔,盘算着下面如何措辞。

  “上海商人首鼠两端,食言而肥,官场中人又何尝信得过?中兴以来,办了多少洋务,哪一个不办成尾大不掉、亏空万端?官府一旦插手实业,厂方马上变成衙门,这样的先例还少吗?可是商股无着,骑虎难下,不向官府伸手,我张季直一介书生,空顶着个状元的头衔,难道就能变出机器、纱布来吗?”

  大生纱厂的大部分纱锭是来自于上海商务局的,当时双方达成协议,将四万锭官机折价五十万两,入股大生纱厂,另外招股五十万两。这一来,“官招商办”变成了“官商合办”。

  “也许真的是错了……”又是四个月过去,张謇在上海和通海之间,不知跑了多少趟。谁料到,上海的买办们托辞纱市不景气,头寸难调,沪股依旧迁延无着,这边厢,通海的股东也开始打退堂鼓。他们说,官股占了一半,官府肯定会派总办、会办来管理工厂,专权垄断,欺凌商人不说,不是自家的生意,“崽卖爷田,谁会心疼”?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收官股,又有什么出路?他只好向此次倡办实业的带头人张之洞求援了,去武昌走走……

取经——“绅领商办”

 从武昌回来,张謇觉得神清气爽。

 他参观了天下知名的两湖书院,“规模宏厂,天下无对”,这很合他“新政教育为先”的理念,铁厂、枪炮厂,都是西人率众教练,产出的货品,非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出产可比。

 张謇大赞,张之洞大喜,他约张謇深夜密谈。

  “季直,我听你说来说去,主要是两点难办,一是资金过巨,难于筹措,二是官商合办,不能取信于商。这样……”

  张之洞的法子,是将那折价五十万两的官机对半平分,让两江总督刘坤一捺着盛宣怀,与张謇“合领分办”,在通海、上海各设一厂。这样一来,张謇只需筹够二十五万两股本就可以开办大生纱厂,先把厂办起来,将来再扩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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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商家的疑虑,张之洞表示,由他去向刘坤一说定,将“官商合办”改为“绅领商办”,等于张謇用自己的名誉,为商股作保,这样官股虽然仍占一半,却不必插手人事生产销售诸权,只要按时领取“官利”即可。

筹款——贱卖字画

  张謇又一次信心满满地奔走在通沪道上。

  但他万万没料到,上海商人仍然不看好大生纱厂,几位沪董先后辞职,商股全都着落在通州、海门两个小地方。到转过年来,厂房还未完全建好,张謇筹到的六万多两银子又已花得干干净净。

  他只能又向上海的官僚们求援。

  当时纱锭入股时,上海商务局道台桂嵩庆曾拍着胸脯答应他,一旦工厂建成,他至少可以助集五六万股本,纱锭一出手,姓桂的像是没事人一般,一次两次去上海,根本见不到人。还有盛宣怀,一直高唱“商办为优”,也曾答应过鼎力相助,而今同样绝口不提,百般躲闪。

  张謇真是没法子了,山穷水尽,连回南通的旅费都支绌得很,只好在《申报》上登了告示:状元张謇,于四马路售字三日,观者莫失良机。唉,说来惭愧得很!

这还不算,张謇回到南通才发现,那所谓折价五十万两的“官机”运到了,三年堆在浦江边上,风吹日晒,只有一半可以勉强开动,其它的,还得借款购买零件来修补,折腾了六个多月,大生纱厂的账目上又蚀去了七万多两。

求援——惨遭诬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大生纱厂危机四伏。

11月12日到25日,14天内,张謇连发五信给刘坤一,三电张之洞、盛宣怀,内容只有一个:求款。商股招不到,官股又求不得,张謇一咬牙,说出了他最不愿意说的威胁:

 实在不行,请大帅另派人接办;还不行,就招洋股吧,日本人早就想注资了!

  此时的张謇,哪里还讲什么状元身份,儒林涵养?关键是要买棉,开机,出纱!

  刘坤一毕竟有所忌惮,终于从地方公款拨了部分给大生纱厂——且慢,钱不是江宁藩库拨出来,而是由南通州转扣,难道通州知州汪树棠就那么好说话吗?

  先前,刘坤一命他“协力劝募”,他一把签撒下去,差役四出,上街下乡,鸡飞狗走,民怨沸腾,都说是张状元逼敛民财,搞得张謇哭笑不得。而今汪树棠再次接到制台衙门拨款的手令,不好说不给,却另使了一个坏招。

  他把地方上“宾兴”、“公车”两项费用挪用来拨给张謇。这是秀才上省乡试、举人上京会试的津贴费,对大生纱厂不过是杯水车薪,在许多穷书生却是一生的指望,消息一出,三百多秀才立即联名递呈,并计议在明伦堂集会,声讨张謇。

  总之,底下有人使绊子,上面有人上眼药——浙江候补道朱幼鸿上书刘坤一,称“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其实此人想混水摸鱼,把大生纱厂搞过来自己办。诸如此类,不尽详述也!

曙光——纯利五万两

  张謇来往沪上的旅费,一年多来,一直是靠卖字筹措。他小时候看戏,戏里总有穷书生无钱上京赶考,沿途卖字维持。想不到他自己上京会考六次,不曾落魄到卖字为生,大魁天下之后,反而要靠砚田笔耕来跑上海,想想真是可笑。

  只能说天不绝人,大生纱厂三月开工,夏秋之间,棉纱行市大涨,洋纱供不应求,而位于南通的大生纱厂优势开始显现:工人来源充足、原料就地购进、工资较上海为低。张謇的纱厂在动议的第五年,出纱的第一年,终于抹去了账面的赤字,纯利是五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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