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05年的中国，是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清政府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推出了政治、社会和财经等多项变革，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远远超出百日维新。然而，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问题正是：为什么变法力度如此之大，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在改朝换代中，经济变革与政治改革的权重有多大，它们应该如何协调推进？而且，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1905年，三种力量角力中国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一是立宪派，二是革命派，三是摇摆迟疑的朝廷执政者，三者间的力量消长以及妥协合作，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企业家阶层在这时还没有构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他们因各自理念、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分别选边投靠。 庚子国变后，在国内，一项又一项的变法被提上了日程。变法的内容，主要涉及财经、社会和政治三大方面。aihuau.com经改激进，政改犹疑 清政府在财经上的除旧立新显得最为大胆，这一点在后世很少被观察到。因为不涉及政体，所以，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的奏折几乎是“从善如流”。然而，由于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以及国家主义的模式，晚清的经济变革宛如一个怪胎，最终也因为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利益链条的崩裂，而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早在1903年7月，朝廷就专门设立了商部，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属设立了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张謇等商业名流被延聘为商部顾问官。1906年，朝廷进一步将商部改组成农工商部，同时设立学部。商部还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商会模式，倡导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允许民间创建商人组织。 更有趣的是，为了表达重视商业的决心，朝廷算是费足了脑筋，虽然皇上手中已经没有“米”了，但还是可以送出一大堆的“帽子”，在专门公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就明确写着，“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一品顶戴；集股2000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 这种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见。用行政等级“吸引”和“奖励”企业家的行为，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百年以后仍屡试不爽。 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让帝国气象为之一新。1905～1908年，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与甲午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社会变革上的力度稍稍下降，而在政治变革上则是迟疑摇摆。当时，君主立宪的变革呼声非常强烈。 在这一点，洋务派和维新派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他们都成了立宪派，六年前被追杀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成主流。1905年6月，也就是日本获胜后的一个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连连上奏要求立宪，当时全国八大总督中有五人明确主张立宪，朝廷在7月发布圣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站在立宪派对立面的是革命派，他们提出了比君主立宪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那就是暴力革命。1905年9月24日，清政府委派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北京车站出行前遭到炸弹袭击，27岁的刺客吴樾被炸裂胸腹,手足皆断,当场身死，他生前与陈天华等人结为知己,推崇“恐怖革命”。商人登上政治舞台 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事实是，在这种大转型的年代，当立宪派与革命派形成对立，中国命运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企业家阶层将做出怎样的选择？他们又有过怎样的作为？ 我们先从当年的一个新闻说起。1905年12月，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当时，一名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因丈夫故亡，带着15名婢女由川返粤，路过上海时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贩卖人口罪名拘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又发生中英两国会审官对女犯应当关押在何处的争议，英方会审官与中方会审官两相争执，并引发了血案。英租界的华人商号纷纷罢市抗议，而洋巡捕也不甘示弱，竟一律罢岗，租界顿时陷入混乱，上海的这起国际纠纷引出一番喧嚣风波。 英国人在中国势大傲慢，清政府懦弱无能，不敢正面应对，便委请商人出面协调。那些被派出交涉的华商大佬们一一出场，却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这时候，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上海商人虞洽卿出手了，扮演了一个调停者的角色。 与同时代的上海商人相比，虞洽卿的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不过，他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会帮派之间，是最为八面玲珑和有斡旋能力的中国商人。 大闹会审公堂案发生后，虞洽卿摆平了这场棘手的风波。 虞洽卿的伎俩是在洋人和民众间做“危险的游戏”。一方面，他以买办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沟通，另一方面则又找来“短档朋友”（底层群众），请他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聚会暗谋，他鼓动说，“华官尚复侮辱，若不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划下，各个阶层的租界华人宣布实行无限期的总罢工。当事态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转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国的驻沪领事馆——他曾经为三个国家的银行当过买办，恳请他们出面协调平息此事。靠着这番纵横捭阖，英租界当局终于退让。 过去数十年间，华夷相争几乎都以中方的隐忍和妥协收场，屈辱避让已成惯性，此案得以完胜收场，当然让朝廷和所有华人大呼痛快，虞洽卿一时妇孺皆识。“会审案”后，虞洽卿顺势再上。他写信给租界的工部局，以协调英华商人的各类事宜为由，提议增设华商董事。1906年2月，华商公议会成立，虞洽卿等七人为首届华商董事。 虞某两次调停得逞，与他善于利用“短档朋友”的力量十分有关。他出身草根，自然跟底层群众有天然的呼应。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除了政客、文人及商人之外，人数最为众多、情绪最容易被激动的劳工阶级以及底层社会人士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最主要的、被利用和倚重的力量。于是，在倡议成立华商公议会之后，他顺势提出创办“华商体操会”，组成一个自卫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华商在租界的利益，这使得他在商场和官场上平添了新的话语权。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精明、急利却也有着兼济众生的古典情结。在乱世之中，他始终艰难地坚持商者的独立人格。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同仁和帮会兄弟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从容行走各色人等中，宛若一条游刃有余的“变色龙”。 他与清廷诸多大臣关系密切，特别是跟皇亲爱新觉罗8226;载洙、南洋大臣端方私交甚笃。不过同时，虞洽卿又跟革命党人走动十分频繁，尤其是与上海同盟会首领陈其美称兄道弟。便是在这时，他结识了陈的结拜兄弟蒋志清，此人日后更名蒋中正，字介石。也就是因为此人，在后来的一个最敏感的时刻，虞洽卿做出了一个改变中国企业家阶层集体命运的举动。 虞洽卿在1905年前后的种种活动，泄露了两个“线头”：其一，企业家阶层日渐以自觉的姿态，成为新市民社会的主流，在执政机构疲软消极的情形下，他们部分地担负了行政主管的责任；其二，他们游走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在立宪与革命之间摇摆。 在这一阶段，企业家集团的参政意识已经普遍苏醒，甚至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郑观应便认为：“欧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商人势力的积聚，则与商会组织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特征在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大城市表现得最为显著。到1911年，全国各种商人组织近2000所，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这几乎是当时中产阶级的全部。 在一些开放的大城市，商会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大权。1905年，上海组建“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经创立即以一个粗具规模、较为完备的地方自治团体面貌出现，它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户籍管理、道路工程、公用事业、慈善赈济等各项事务，使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展现出类似西欧早期自治城市与市民阶级的某些特点，东方大都市初显宏伟气势。 商会组织除了在维护自身利益以及承担市政管理职能之外，在国家命运上的选择也引人注目。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企业家阶层是保守而反对动荡的，非万不得已，他们是决不会选择革命的。到1905年，孙中山从事颠覆活动十年来，对他给予资金支持的绝大多数都是海外华侨。 无产者选择革命，有产者选择改良，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现实。事实上，企业家集团对革命党人的靠拢是在立宪运动失败之后。立宪推动者 从1905年到1910年，企业家阶层一直是立宪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推动清廷立宪，虽是时代大势，却也要冒无穷的风险。朝中洋务派出身的大员往往顾忌身份，对喜怒无常的慈禧颇有忌惮，不敢出头领衔。维新派的康梁诸人，虽然名望很高，有极大的舆论引导能力，但是在地方上则没有根基，而且缺乏资金，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实际行动。于是，多金而理念超前的企业家集团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时最热烈的立宪运动发生在民营经济发达的上海、江浙一带，而领袖就是“状元企业家”张謇。 随着纱厂的成功，张謇的声望已达顶点，1903年商部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俨然就是官方认可的商业最高领袖了。1904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同时，他主持刻印《日本宪法》，意在为中国变法提供范例，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连袁世凯也写信给张謇，用十分自谦的口吻说：“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了“预备立宪诏书”，同年11月，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都是一时精英，东南工商界、出版界、教育界、报界的重要人物几乎囊括其中。张謇对立宪的前景十分向往，他认定：“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企业家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有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在上海的示范作用下，湖北宪政准备会、湖南宪政分会、广东粤尚自治会等先后成立，梁启超在日本成立政闻社，杨度等人则在东京组织宪政讲习会，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做准备。 立宪开局看似大顺，但是其后的推进却非常的艰难。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中央政府无动于衷，政闻社反因“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被查禁，同时，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立宪派很是不满，觉得预备期太长。 最大的变数出现在11月。14日，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去世，一天后，慈禧太后去世，两人死期如此接近引发无数猜测。慈禧的去世让帝国失去了一个铁腕的统治者和“最大公约数”，而缺乏政治技巧的载沣等人为了维持满人统治，组建了一个“皇族内阁”，通过种种手法剥夺了汉人总督们的权力，还逼着最有权势的袁世凯交出大权。自此，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大臣开始对政权产生严重异心。 在野的立宪派的绝望则是因多次请愿运动的失败而酿成的。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隶等16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为由拒绝请求，第二年的6月，请援团再次北上请愿，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政府恼羞成怒，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强行镇压。张謇等人从此大为失望，朝野破局，渐进的变革道路到此彻底勒断。 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得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人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