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了望闻问切 望闻问切断顽疾——中小企业主六大失败基因



2008年无疑是崩塌之年,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我曾经在南京阅江楼上眺望长江,不由地想起当年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镜头中不时有战士中枪倒下,不时有小木船灰飞烟灭。但是,如果我们置身远方,听不见炮声隆隆,看不见血流成河,那么所有个体的牺牲不过是“打过长江去”大战略的必要成本。

战略转型是要付出成本的。从数量型经济向质量型经济转型,对中国无数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一次“百万雄师过大江”。悲观的经济学家断言中国98%的中小企业集中在高能耗、劳动密集型领域,它们根本无力转型,这种预言听起来像是诅咒。听多了这种“嗡嗡声”,我们有必要重读经典。比如迈克尔8226;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其中有“八国案例”,我最感兴趣的是“日本的崛起”和“锋芒初露新兴的韩国”。波特在这两个案例中有许多警句,比如“人比形势强”、“不遗余力追求技术”、“后天优于先天”、“杜绝文盲”、“练就一身好本事”、“内外销兼顾”、“人弃我取”等等。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的前进。”谁说不是呢?大至国家,小至企业,谁又能永远直线前进呢?我长期感兴趣的课题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的成长战略和竞争战略”,这种研究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在于“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精髓,比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间的尺度越来越放大,但它们却是内在统一的;再比如中医讲“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其间也有不同的尺度和着眼点,但它们同样是内在统一的。因为视角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式管理的研究显示出与西方管理学不同的特点,比如这种研究的中心是人。当一个人细心地读完《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以后,事实上已经在“成功人士”扎堆的地方阅人无数了。当我们越把一个经济行为,一个中小企业主的决策理解成一个理性行为的时候,我们越有可能迷惑不解。我以咨询顾问的角色深入中小企业,观察其利钝成败,由此总结出当今中小企业主的六大失败基因。

一、被家族体制困绕。亲情纠葛中又没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出现,于是大家都不能快乐工作、理性用事。企业的方寸是乱的。

跟历代王朝的崛起一样,一个企业依托家族力量开始发展是自然而然的。家族企业最初的权力来源往往依托于伦理关系,如父亲较儿子有权力,兄长较弟妹有权力,儿子较女婿有权力,女婿较侄子有权力等等,但这种权力结构是不稳定的。在家族企业攻城略地打天下的过程中,最幸运的结果是家族内部出现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从而树立起无可争议的权威,最糟糕的结果是家属成员各立山头,貌合神离,企业权和亲情权相互嘶咬,终因内乱而归于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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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读史大热,尤其是潜规则一类的书大行其道,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家族企业内部争斗的需要。争权夺利的运动员想从这一类书中寻求便捷的智力支持,但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对家族企业有领袖的期许,还是要扎扎实实地拓展心胸、加强修为,要像王阳明、曾国藩一样切实下“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修养功夫。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应明智地考虑让贤——让给其他家族成员或者职业经理人。

二、缺乏长程规划,缺乏赚钱以外的事业心,导致企业主容易分心。具体表现为会羡慕别人炒股、炒房赚了钱,会羡慕别人放高利贷赚了钱,更容易被种种不是机会的机会所吸引。

一个人是不是领袖人物,不能靠自我感觉。有些中小企业主一年有数亿销售额,但思维方式、行事作风还停留在个体户发家的时候。他们太容易被外界信息所干扰。在前几年,许多人非常羡慕通过钱来赚钱,而不是通过公司运作来赚钱,事实上他们不喜欢自己从事的行业,贪婪、虚伪的气息到处漫延。他们过分强调变化,借以跟上这个据说变化很快的时代,由此不知不觉地把精力从企业发展的“根本之地”腾挪开来,慢慢养成种种“流寇”气息。

成语“呆若木鸡”出自《庄子》。周宣王爱好斗鸡,纪子是有名的斗鸡专家,受命饲养斗鸡。10天后,宣王问:“练成了吗?”纪子说:“还不行,它一看见别的鸡,或听见别的鸡叫,就跃跃欲试。”又过了10天,宣王又问。纪子说:“不行,心神还相当活跃,火气没有消退。”再过10天,宣王又问:“怎么样?难道还没训练好吗?”纪子说:“现在差不多了,骄气没有了,心神安定了,听见别的鸡叫,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不论遇到什么突然的情况它都不动、不惊,看起来就像一只木鸡,这样才算训练到家了,别的斗鸡一看见它,准会转身就逃,斗也不敢斗。”宣王亲往察看,果然呆若木鸡,不为外面光亮、声音所动,别的鸡都不敢应战,看见它就走开了。

呆若木鸡是对精神内敛的一种极致表达,就企业竞争战略来说,它要求企业对竞争对手的反应不能亦步亦趋,跟得太紧。《孙子兵法》标示的最高竞争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木鸡”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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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顺境中自我膨胀,在逆境中则艳羡别的企业。总觉得人家选定的行业好,对别人的幸运故事津津乐道。

事业和人生一样,必有峰顶也有谷底,必有得意的时候也有失意的时候。普通人一般是得意忘形,失意也忘形,所谓荣辱不惊是需要高度修养的。《左传》上有所谓“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发现许多企业家一旦得意起来,就会有意识地想不朽。一般情况是公司做大了,而不管所处的行业多么有争议,多么潜规则,就自以为完成了“立功”。冲动之下,进一步就想“立言”,现在又是网络时代,一般的立言很难招眼,于是就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弄到后来忽然一言不慎,遂致身败名裂。如果立言确有斩获,更加自我膨胀的人还要追求最高级别的“立德”,但立德究竟太难了,于是就异化为在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民族己任等话题上做文章,要做行业代言人和道德教父。

喧嚣的时候,看几段证严法师的视频大有裨益。证严法师是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掌门人,在全球有几百万义工会员,哪里有灾难就奔向哪里。证严法师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尼姑,她所有的资源不过是两条信念:一是信人人有爱,一是信我无私。听证严法师讲话,可以调心。

四、管理是弱项。虽有一定的学习意识,今天从一个讲座中获得灵感,明天从一次与职业经理人的深夜长谈中获得启发,但往往没有宏观上的判断,没有清晰的方向感,更不懂得管理演进过程中的阳阳平衡。在管理手段和管理工具的引进上存在赶时髦心理,往往不顾企业的实际情况。

所谓西式管理咨询,一上来就谈流程改造、岗位职责、绩效考核,更深入下去则谈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这是我难以接受的。不是说西方数百年商品经济的成就不值得尊重,也不是说管理咨询发明的种种工具和模型没有价值,而是在所有这些动作前面少了一个环节——对目标企业、企业主作中医式诊断。

举一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个中小企业主,他在迄今为止的成长经历中遭受过很多屈辱,受骗上当的经历很多,那么他就会倾向于相信“人性本恶”,他在管理风格上、管理理念上、管理制度的拟定上就会倾向于“用猛”。针对这种情况,在后续管理变革方案起草的过程中,“用宽”来补救该企业“用猛”太过的现实就是整个管理咨询的方向之一,其最终目的是让企业达到宽猛相济、阴阳平衡的和谐状态。我把这一类企业称为有“严父”而没有“慈母”的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应成立类似工会一类的组织,最低限度也要找一个慈母形的人物放在总经办,让她去嘘寒问暖,让她去体谅员工的过失、犹豫和彷徨。

企业文化已经被异化得玄而又玄了。企业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块是行为准则,没有行为准则的企业文化只是空洞的口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起来总共11条,但在此基础上成就了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决军。我们看一下其中的具体内容:三大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归公、一切行动听指挥”,八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洗澡要避女人、不收俘虏腰包”。其中第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最开始的时候叫“不准吃农民红薯”。当初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残部向井冈山进发,路上帮助农民收红薯,部队非常饥饿,有的战士就边收红薯边偷偷地吃红薯,毛泽东遂有此第一条纪律。就是如此针对现实,就是如此具体而微,就是如此渺小琐细。管理就是要从最简单、最平易的地方做起。我相信,如果当时的毛泽东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是不可能创建伟大的工农红军的。

五、对职业经理人难以驾驭。无论心胸气度还是思维境界,许多中小企业主很容易把自己摆在一个和职业经理人“潜在对手”的地位上。最后往往不欢而散,给企业带来巨大波动。

我经常听到有些企业家讲,他们公司有一个分公司经理利用公司资源搞独立王国,最后自己做老板,反过来成为竞争对手了。职业经理人与老板的确很难善终。能人一般难以驾驭,庸才又不能提供onmouseover=displayAd(1);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1);>绩效。德鲁克这样劝企业家,“你要用一个人的手就要用他整个的人”。明朝的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是说一个人反而不能没有癖好和缺点,一个所谓完美的人将既没有深情,也没有真气,反而是不能交往的。

所谓领袖,就是要有众多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就中国历史经验来说,对高层管理人才,第一个要点是要“个案处理”(区别于大规模onmouseover=displayAd(4);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4);>人力资源计划的“批处理”)。所谓个案处理,就是把高管看成个别的人,关注他的“癖”和“疵”;不光关心他“有用的手”,也关心他“整个的人”,培养一种感情,大家意气相投。

网罗人才以后接下来就是使用人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太高调,在员工大会上说说还可以。对高层管理人员,当然要“又用又防”,但区别于潜规则的阴暗逻辑,“防”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防止把人才用在不合适的“尺度”上,二是防止把人才用在不合适的“维度”上。 “用文用武”也是我在《蝶图腾: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一书中归纳的企业最高领导人必须把握的22种阴阳之一。

最后,对于那些所谓有“反骨”的高管,中国历史的经验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和“一个对企业(核心价值观)忠诚的人”要配合使用。分权并不意味着不要督察,事实上督察越是有效,分权也就越能彻底。中国智慧号称圆融,就是永远有两条线,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考虑问题,最后找到阴阳和合、始为万全的中正之道。

六、基本上不考虑未来一定会出现的危机。即使谈危机,往往说的也是别人的话,而不是对自身企业深入思考后富有精密现实感的肺腑之言。

按中国历史,大约8000年前中国诞生了人文初祖伏羲,那是一个渔猎时代。渔猎时代的经济特征是机会主义的,能猎到多少鱼、多少野兽,运气的成份很大。后来进入神农时代,也就是农业时代,人们有了固定耕作的“根本之地”,收获遂有相当的保障。人类之所以能进入农业时代,必须有一些先决条件——要识天时,得地利,协人和。得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得知道土地的风水、肥瘠,得知道把人组织起来协同作业。

就我的观察,假如现代商业正处在农业时代的话,那么许多中小企业主常常以渔猎时代的思维来应对。他们敏捷如猎人,而不屑于做一个农夫。猎人可以不抬头看天,但农夫则一定要“一面抬头看天,一面低头种地”。一直到今天,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的。天有春夏秋冬,有二十四节气,生活于其中的人就要有种种应对,要与大气候保持和谐,这就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按中医的说法,肺是专门调节天人合一的器官。对于历史稍长的企业来说,必然要面对种种气候变化,如果企业肌体内部有“肺”的调节功能,而且还有相当的肺活量,那么它就能生存下去。有许多企业是“热死的”,它们为贪婪所控制,就像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所说的那样:“罗马的衰亡,乃是毫无节制的扩张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后果。”有许多企业是被“冻死的”,它们在冬天到来的时候没有棉衣,开头还可以靠打寒战来御寒,但不久就真的感冒了,最后成了典型性肺炎,终于沉疴不起了。

在我看来,如果不能在上述六个方面有所突破,中小企业必定命运多舛。在“环球同此凉热”的时代,中国企业家天然多一项应对恶劣气候的武器,那就是中医养身保健的思维和实践。世界不会像黑洞一样万劫不复地瘫塌下去。2008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当金融和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经济学家、企业家的信心尤为重要,人民的信心尤为重要,国家领导人的信心也尤为重要。这时候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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