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之隐秘机动 《帝国沧桑》晚清金融风暴幕后的隐秘历史(26)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住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唐廷枢、盛宣怀等人的小儿科手段一不小心在两江总督沈宝桢去世之后被人发现。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大学士宋晋这个时候已经翘辫子了,后继者国子监一把手校长、祭酒王先谦跳出来,指责唐廷枢等人空手套白狼,利用并购旗昌的五十万两官款私自低价买入旗昌股票,然后再“抵作十成之银,扣算入己。”唐廷枢一听这个王先谦跟宋晋相比差远了,宋晋在攻击造船拿出的数据虽有出入,也不至于捏造事实,一看这个王校长就不懂资本运作,当面就反驳王先谦:旗昌股票的流通股也就数万两,怎么可能有五十万两的股票划抵价款,再说啦,招商局支付给旗昌的都是现金交易,当时那么多股东在场,还有旗昌开具的收据,你王校长怎么能信口开河呢?李中堂给我们拨的官款可是在收购旗昌之前就购买了四艘船,你说我们即使想动用这五十万两银子,难道从船家拿回这些银子不成?作为大清王朝最高学府的王先谦看来除了八股文章,儒家礼仪之外,在资本运作这一块半吊子都算不上,现在的大学,不说校长,就是一般的教授都有一整套圈钱的办法,先学习一点经济方面的知识,然后找个上市公司当个独立董事什么的,其实很多都不懂事,但是别人一边搂着独立董事这份差事的银子,一边还利用这一招学习玩家们到底怎么玩的,很多不懂事的教授到后来自己就成了超人一般的玩家,所以王校长就应该先虚心到招商局或者招商局旗下的公司找个独立董事的差事干干,俗话说得好,打蛇打七寸,等自己弄明白里面的道道儿之后,证据掌握充分了,小样儿唐廷枢们,一个个给拍死,在大清王朝轻一点可以说贪墨,重一点可以说勾结洋匪,脑袋能不能保住都是个未知数。

王先谦的鲁莽行为让一直跟李鸿章势同水火的新任两江总督兼署南洋大臣刘坤一感到非常的搓火,这么小儿科的把戏唐廷枢他们怎么可能动用官款来操作呢?即使动用官款,也不会直接用官款购买股票,之后用股票来划抵价款,别忘记了徐润曾经是洋行的大买办,跟旗昌洋行的人往来甚密,别人要玩也是跟旗昌的人勾结起来一起玩,在背地里签订一些隐秘的合约,这个跟现在的庄家坐庄是一样的,庄家跟上市公司的人勾结,除非最后撕破脸皮,就是司法机关也很难找到勾结的证据。唐廷枢说交易当时有股东、有收据,这个也只是演戏的一部分而已,说不定旗昌的股东拿了招商局的现金,转身就跟唐廷枢等人分赃,在旗昌股票的拉升过程之中,唐廷枢等人确实功不可没。这个证据王校长应该从招商局内部人打开突破口,而不能看表面现象:招商局在李鸿章的倡导下实行的是官督商办,商人出银子,政府却掌管着公司的生死大权,事事都要向李鸿章等中央领导人汇报,这样民营资本国家实际管理的体制就注定了招商局陷入一个制度怪圈,股东会变着法子地利用国家管理这一张牌,争取更多的国家资本卷入其中,而政府为了控制招商局,势必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政府出手的过程之中,民营股东作为内幕人势必为自己谋利,让政府资金为自己抬轿子,进行内幕交易,而政府为了加强对招商局的控制,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资金渗透的模式来进行实际控制,李鸿章、沈宝桢甚至刘坤一都提出过将官款或者利息直接转存为官本,也就是国有股。这样一来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就成为了股东结构多元化,也就注定了民营资本会在这种变态的股份制结构下挖空心思挖大清王朝的墙角。

身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沈宝桢担任两江总督之前,一直是两江总督的热门人选,但是从何璟这个南洋大臣跟李鸿章这个北洋大臣唱对台戏被整去丁忧之后,李鸿章就一直打击湘军集团,淮军集团就开始跟湘军集团形成对峙局面,两江总督的位置从何璟之后就一直是李鸿章保举的人霸占着。沈宝桢在光绪五年年底去世之后,李鸿章一直紧紧抱着大腿的慈禧老娘们也担心李鸿章尾大不掉,调任刘坤一掌控两江可以钳制北洋的李鸿章,这一种千年皇权制度下的帝王钳制术是屡试不爽,更何况大清王朝走到光绪这一代,汉人在一天天掌控着帝国的权力,洋务派不是提出过以夷制夷么,用汉人钳制汉人,满人可以坐山观虎斗嘛。就这样。刘坤一终于走进了两江总督衙门,同李鸿章一样也跻身中央领导人行列。刘坤一这个一直苦苦等待的两江总督位置跟李鸿章大势打造淮军集团有很大关系,所以一上任就跟沈宝桢不一样,两江怎么可能一个劲地在自己的地盘上拆借银子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控制的招商局呢?这样的蠢事只有沈宝桢这种立场不坚定的政棍才会作出来。事实上王先谦攻击唐廷枢内幕交易的之前,刘坤一一直跟王先谦有书信往来,内幕交易门背后,刘坤一真正的目的是要南洋接管招商局,所以之后刘坤一也提出了直接将官款转作官本的建议,这样一来两江的官款在招商局,足以迅速清理出李鸿章派到招商局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的矛头真正指向的是李鸿章,李鸿章多方寻求证据力剥王先谦跟刘坤一的指控,这也是招商局经历宋晋废船风暴、招股南北博弈之后的第三次南北政治较量。后来关于旗昌股票内幕交易案以及贪墨问题被恭亲王奕忻给和稀泥不了了之。事实上,漕帮的朱其昂老爷子在临死前还愤愤不平,在招商局并购旗昌的第二年,自己临死的时候道出了唐廷枢徐润二人暗中炒作旗昌股票的细节。在这场当资本成为政治家的博弈筹码的之后,制度变异就犹如病毒一般将迅速扩散到整个体系,这样就会反作用于这种病态的资本制度。招商局是一群高智商的买办商人跟政客智慧结合的产物,这也是早期资本艰难发展的悲哀,在应对这种变态制度的时候注定是时尚超前的,招商局的股东们提出了多元化的思路,将单一的航运业务扩展开来,保险、铁路、煤矿、电报、纺织等等产业都渗透进去,把招商局做成一个多元化的庞大商业帝国,这样一来商人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公信力涉足多元化甚至禁忌产业,将那么利用招商局进行政治博弈的人的战线拉长,让他们疲于奔命;而政客们更是早有算盘,漫长的产业链条最容易暴露对手的弱点,这样的博弈虽然面太大,但是有时间可能通过漫长的产业链条来相互钳制对方,博弈并非你死我活嘛。大清王朝的统治者甚至在买办商人跟政客们一起策划的宏伟蓝图中梦想用这种时尚的经济模式来拯救垂亡的帝国,但是这种时尚的资本自我修复与变异的制度、政治体制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那么招商局的也注定为大清王朝的覆灭种下了致命的病毒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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