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在网上读到来自《北京晨报》的一条题为《北京开始试点城乡一体化，千户村民转城镇待遇》的新闻（http://bj.house.163.com/news2/090417/1/543574-1.shtml），称作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试点，朝阳区大望京村5月1日将启动住宅拆迁腾退工作，并在9月底前变成国门路上的新景观。本月21日，定向安置房南皋组团将开工。今年年底，1692户村民将全部转居转工，享受城镇居民待遇。 北京开始试点城乡一体化，这样的消息，读来不知应该是喜还是忧。 让我们先从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切入。据北京市科委网站刊登的《北京城市化进程评价研究》一文（http://www.bjkw.gov.cn/n1143/n1240/n1465/n2216/n3710709/3711264.html）披露，城市化评价一级指标体系可由人口城市化水平、空间城市化水平、经济城市化水平、社会城市化水平这四大部分组成。其中，人口城市化水平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人口质量、人口就业结构三个方面，人口质量又体现在人口的生理和文化素质两个方面。人口数量由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人口质量由平均预期寿命、大学普及率来衡量，人口就业结构由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来衡量。课题组选择了2001年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均值或个值) ，参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制定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目标和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及2004年末上海与北京两市平均水平等，作为各个指标的标准。按照这些标准，到2004年末，北京市城市化总体水平已达到了83.6%，而人口城市化水平已高达98.8%，是四个方面实现程度最高的一个方面，说明北京市城市化人口方面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尽管课题组所列的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这四个大都市人口城市化水平均已达到100%，但北京的这个指标已经与世界最高水平没有什么差距了，不仅比全国水平高出35.5个百分点，而且领先于上海（95%）、天津（91.7%）、重庆（65.8%）、广州（92.5%）和深圳（91.3%）等国内几个代表性城市。请注意，那才是2004年末的数据，5年后的今天，北京的这个指标值是会更接近百分之百还是远离百分之百？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北京统计年鉴》（http://www.bjstats.gov.cn/tjnj/2008-tjnj/）发布的有关数据。1990年北京总人口为1086万人，城镇人口为798万人；2000年北京总人口为1363.6万人，城镇人口为1057.4万人。由此可见，北京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称城市化率）已由1990年的73.5%上升到2000年的77.5%。按照常规，城市化率的提高，将意味着人口质量和人口就业结构的改善，因而上述指标体系所涉及到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也会随之提高。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什么北京还要推进城乡一体化？所谓的城乡一体化会不会以失去青山绿水为代价？我们再来看看在试点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到底应该喜什么忧什么？以及谁会喜谁会忧？以及究竟是喜大于忧还是忧大于喜？ 先说这喜：一是环境，据新闻中说会解决“基础设施老化、道路拥挤，村里长期存在用电紧张、供水困难等问题。”二是收入，村民成底商股东，5万平方米底商将发展股份制经济，每年年底向村民按股分红。三是住房，拆迁后住房全部为一梯两户的板式布局，户型面积从50至150平方米不等。四是就业，农民年底将全部转居转工，每个劳动力的基本工资将比市最低工资标准高出50%，达到1200元。 再说这忧：一是环境，在大望京村105.6公顷的土地上，将出现64公顷的绿地及道路，剩余的41.6公顷土地将建设居住及配套设施和商业金融、文化娱乐、市政设施等。在64公顷的绿地及道路中，有多少是属于绿地的呢？新闻中没有交代。绿地是否包括农田呢？按照城市化的概念，看来是不包括了。二是收入。股东并不是只能赢利不能亏损的，按股分红是建立在赢利基础上的假设。这一点不知有没有向村民们讲清楚。三是住房，如果每户只有50至150平方米，那对农村居民来说，并不能称得上是居住环境的改善，至少人均住房面积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善。四是就业。看上去有点包分配包就业的味道，可是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行为吗？假如企业亏损或倒闭了呢？谁来为这些员工买帐？ 再说谁会喜谁会忧：这么长的一条新闻，而且是与村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新闻，却没有看到任何当地百姓的反映的内容，这是比较奇怪的。这样一项牵动无数人的试点，究竟会让哪些人喜悦？或者让哪些人产生了忧虑？新闻中都没有交代。我们不是一直强调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吗？为什么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刻，却看不到“人”在什么地方了呢？我们看到的只是朝阳区崔各庄乡副乡长胡振俭的片言只语，而且直接引用他的原话也只涉及到以往大望京村的环境状况以及拆迁安置租房问题。 最后再来说说喜大于忧还是忧大于喜：从环境看，解决“基础设施老化、道路拥挤，村里长期存在用电紧张、供水困难等问题”，是不是非得靠城市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江苏江阴华西村没有宣布自己城市化，可是那里的基础设施照样可以很完善，道路交通照样可以很方便，用电照样可以不紧张，供水照样可以不困难。再说收入，村民们得到的只是虚拟的股份，以及必定变化多端的红利，比起土地的收成，这样的收入可能会更加不稳定。从住房看，村民们的住房面积谈不上有多大的改善，但他们却失去了属于自己的院落，失去了往日出门即田园的那一份恬适自如。再说就业，务农的村民们以前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现在在企业里打工，自己的命运已经交到了其他人的手上，企业兴则村民生活有保障，企业衰则村民生活无依靠。 如此说来，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对那些村民来说岂不是忧大于喜？这样的忧虑有没有依据呢？且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网2004年11月转载的《中国经济时报》的一篇题为《调查:北京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代价》一文(http://www.ce.cn/new_hgjj/guonei/snjj/200411/09/t20041109_2224726.shtml)中所反映的情况。当时八里庄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学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十年前那里还是一片农村、农田，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和北京市发展，八里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大多数去自谋职业。那里的农民为首都建设付出了很大牺牲的同时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当我们欣赏首都壮观、美丽、现代化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这一切是八里庄和其它北京村镇的农民兄弟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换来的。 五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变迁又在北京上演，八里庄农民五年前所面临的，可能也正是今天大望京村农民所面对的；那些五年前没有解决的问题，有的可能在今天已经解决，有的则可能会继续在今天出现。无论如何，有一个结局都是必然的，即：农民们失去他们过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告别城里人向往的那一种田园闲适。 早几天，我曾经和一位乡镇领导干部聊起征地拆迁问题。他说，拆迁中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农民漫天要价，提出过分的要求。我问他，是你们拆迁的行动干扰了老百姓平静的生活，那他们的要求你们就应该满足。他说，那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满足他们的过分要求？我说，既然如此，那你们就不要打扰他们好了，象某个西方发达国家修铁路绕过某个老太太的住宅那样。他说，那怎么行？那还怎么发展？！我无语。是啊，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因为是硬道理，所以发展也成了扰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是，我们的一些公仆们有没有想过，发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突显自己的政绩，还是为了改善百姓的生活？如果是后者，那又为什么不能同步解决好百姓的后顾之忧？我想了解的是，大望京村的大多数村民们对这件事是如何看待的？他们是发自内心地高兴，还是忧虑甚至愤怒？有关方面在作出这样对这个村非常重大的决定之前，有没有把村民们应该知道的值得高兴与忧虑的信息告诉他们？这些村民们有没有对自己将要面对的未来有充分的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是真正同意这样做？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是老舍名著《茶馆》中常四爷的一句名言。彼时的国，还是大清国。同样的话，如果仍然从新中国的百姓口中说出来，那便是社会主义的耻辱，是执政党的耻辱。而不让百姓说出这样的话，必须从百姓身边事做起，关心每一位百姓的冷暖，关心每一位百姓的感受，特别是不要牺牲底层百姓的利益去换取中层或上层民众的幸福，不能以牺牲农村居民的利益来换取城镇居民的幸福。因为他们，生活水平更低，也更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