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值此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际，值此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之际，值此中国社会发展矛盾由生产力极端落后人们生活极端贫困向人们生活基本小康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转化之际，值此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政治改革正在起航之际，值此建设新农村以及城市化加速共建和谐社会之际，我们的民众，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整个社会需要来一次全面的，深刻的，科学的思想大讨论，进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解放思想是内因，内因是决定因素。只有解放思想，苦干，实干，科学干，我们的发展之路才能高屋建瓴，统揽全局，减少发展过程中的弯路，曲折，浪费，使发展之路走得更顺畅，更科学，更和谐，更高速。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思想大讨论，两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顿时掀起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1978年的中国尽管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达成了共识，但是“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笼罩着中国，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任何的实质性的改革和突破都是难以进行的。该文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公开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1978年的中国开启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第二次是1991年2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大胆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文章署名是“皇甫平”，《解放日报》的副总编周瑞金是作者之一。随后“皇甫平”又连续发文，提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就只能坐失良机。《解放日报》皇甫平的四篇评论一刊登，迅速引发了一场全国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思想大交锋。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也出现了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质疑和诘难。中国又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重大而现实的抉择。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人们习惯于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种思维模式如同精神枷锁，使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挣脱“姓资姓社”的思想羁绊，正确评价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继续向前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成为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内在要求。
大音稀声扫阴霾。这两次思想大解放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恢复和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东方风来满园春”，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一次又一次显现出来。第一次思想解放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此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时代，凝聚全民的热情向着发展经济的康庄大道狂奔。邓小平南巡谈话第二次思想解放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也逐步形成，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浪潮迭起的生动局面。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破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这一次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它主要是破除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崇拜。在中国当代史上，1978年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元年，1992年则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元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党的十四大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开放改革，是开放推动了改革，我们中国的市场化的过程跟对外开放梯度推进的过程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发区到腹地这么一个过程，恰恰是我们市场化推进的一个过程。
2006年1月23日，已经沉寂了15年的名字“皇甫平”再一次出现，这一次，他发表的评论仍然与改革开放有关，题目叫《改革不可动摇》。
2004年，国内外一些学者发文，批评国企改革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问题，在对教育、医疗、住房和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一部分言论转化为对改革方向的质疑。一股以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开始出现。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广泛争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高尚全也都先后发文，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
很多人认为这个市场化改革方向错了，笔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真正按照市场前进的道路深入改革。八十年代主要是解决私人品供给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发展生产保证衣食住行，温饱的问题，那么到了世纪之交了以后，新世纪以后，我们的主要方面要转到，应该提供社会公共品上来了，看病难、读书难，住房贵、就业难，还有信息不对称，司法不规整，腐败现象严重，我们民主权利不够，就是公共品不够。所以政府首先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要改变，改革开放当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应该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不是重新走回头路，开倒车。这种深化改革就要转到政治体制改革了。
在2006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由此中国再一次坚定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两个月之后，5月2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将滨海新区确定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意味着，继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之后，滨海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从05年到现在，五个新特区已陆续浮出水面。2005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批准上海浦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拥有体制改革的“先行权”。中国第一个“综改试验区”成立。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同意成渝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首次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7月，武汉城市圈获批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7月，在长株潭地区设立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申请，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
从1978年到2008年，整整三十年，每当翻开这部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史，那些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和改革者们关键的思想突破总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从他们那里，我们能够获得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解放思想是改革发展的火车头，只有思想解放了，它才能够推动改革的突破。湖南人一向敢为天下先，对政治也是情有独钟，长株潭又列为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次，湖南人能抓住机会吗？何况，这次改革实验区并不止湖南一家，如果做得不好，或者没有出什么成绩，湖南人的脸往哪里搁？又怎对得起人民和国家的殷切期望？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可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确并非易事。笔者认为可以从基层入手，以减少改革阻力，使改革得以稳步持续推进。比如首先从村，乡镇一级入手。值此湖南面临高速发展的大好时机之际，希望湖南广大民众，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积极行动起来，先展开积极广泛深刻深入的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并积极付诸于实践中去。也真诚希望到过湖南或者对湖南有所了解或者中西部地区有着同样境遇机会感想的朋友们多多交流，给与建议，让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