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年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年份。今年是共和国创建60周年，是“五四运动”的90周年，是洋务运动的140年。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尽管面临种种挑战，然而，没有人怀疑一个经济大国正一点一点显示出它的面目，不动声色却蓄满力量。
千百年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
政府应不应该有商业利益，这个问题，中国讨论了二千多年。早在汉昭帝的时候（公元前81年），大臣们就争论政府该不该把当时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资料――盐和铁垄断专营起来，大家有空可以去读一下桓宽的《盐铁论》。
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8226;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
“江中舟船，熙熙攘攘，熙熙为利来，攘攘为利往。”当年，唐太宗与魏征在江畔做如此对话时，不知道有没有讨论到下面的这个话题：政府应当是那条或宽或窄的河流，还是江中的舟船？如果既是河流又是舟船，利来利往又当如何均衡？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联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此理，很多国民未必了然。未来三十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
从国强到民富的演进，仍然寄希望于变革。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他进而说，“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
对一个市井百姓来说，生活是那么的具体。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可以读到书，我们的身体不舒服，要看到病，我们的街道不要有盗贼，我们的衙门不要有贪官，我们的食物不要有农药，我们要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和能力。而这一切，我们要政府来帮助实现，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顺从统治并且依法纳税。
如果仅仅国强，而人民竟不富裕，那么，要这个强国却有何用？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的。”这段话现在被铭刻在德国政府大楼门上。这个政府曾经在70年前把爱因斯坦赶出国境，现在，它以他为至高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