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名义的宪政建设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其中的曲折变迁印证在世界潮流的激烈巨变中中国命运的尴尬和进退失据,也因此失去了多次可以建立民主宪政体制的机会。 1905年,清廷“预备立宪”,慈禧实行新政,追求建立君主立宪的现代文明国家体制,只是岁月没有给足她充分的时间,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的双双离世,这一设想没有能够进行下去。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成立,力主推行西方列强的共和民主制度,为多党制奠定了很好的开端,只是随着北洋军阀的得势,使得这一设想也没能走下去。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迎来了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良好格局,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使得两党制成为可能,只是随着内战的爆发,使得这一梦想也破灭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通过了共同纲领,建立了同其他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璀璨的发展时期,只是随着极左路线的推行,使得这一成果也被迫夭折了。 世界潮流滚滚向前,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观日益被世人所认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非科学发展淤积了很多社会矛盾,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
中国现行宪政的基本思想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成为中国现行宪政的基本思想。看似完美无缺的纲领性宣言,却隐含着很多问题。比如: 人民靠什么来当家作主,要明确人民到底有哪些权利?人民到底有多少渠道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以什么样的交往方式和党政交流? 依法治国,法律如何才能避免成为一纸空文?如何确保法律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进步的不是有没有法律,而是法律的内容和行法的机制,法制介入社会的切入点都有哪些?相关方如何有效运作法制?如何将法制运用有效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而不至于被特权所利用? 多党合作,参政党是否可以对执政党施行问责质询的权利?是否可以代表民众的呼声向其发声?是否可以有效行使否决权?如何有效行使监督和制约的权利? 为此,应按如下几项原则进行一些调整,以切实落实宪政精神。一党指导
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所构建的国民心理,最适合实行君主立宪制,皇帝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理念的不断更新,这种体制的基础基本不存在了,但是这种体制的基本思想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日本自二战后长期由自民党执政,新加坡自建国后也一直由人民行动党组建政府;在东欧、独联体、台湾等新近进行了民主转型的国家或者地区新政党将国家事务管理好的也不多,主张自由民主的新政党大多依循反对方的道路,并不能有效兑现民主、繁荣的承诺。因此,中国应该本着务实、科学、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
在遵循革命理念和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基础上,以节约社会运行成本,保障人民基本权益,排除金钱政治,实现廉能良治为目标。实现党政分离,遵循三三制原则实现民选政府(在一下小节阐述),各级党委不具有指导同级政府的权责,只具有对下级政府实施督导,各级政府和上级共产党委员会建立相应的契约(参见:<<中国政治改革的注脚>>)。同时,在乡镇基层实行地方自治,共产党在基层不设立相应的委员会进行行政干预。
双元首制
进行各种宪政体制的分析和比较,就会发现行政首脑具有绝对权力就会走向独裁专制,破坏民主共和机制。三权分立就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根据民族特质和国家传统的不同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也往往失去效力,因此,需要对它进行一些完善,实行双元首制。
全国政协由各界别、各省区、各党派的优选、贤达人士组成,具有各阶层、各区域、各行各业的广泛代表性,因此,由它产生国家元首,同各级政府的行政首脑的产生机制,即三三制原则(在一下小节阐述)。
全国人大产生总理人选,由共产党中央合力推荐,保证一党指导原则的有效实施。
国家元首和总理产生自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议会,形成互相监督和良性互动。国家元首为三军统帅,总理具有审核批准人大商讨的军事提案。总理代表共产党全权负责国家事务,国家元首有动议质询评议的权力。
地方各级政府与上级共产党委员会建立契约,双方形成良性互动。上级共产党委员会拥有动议质询评议、维护契约的权力,各级政府则拥有申辩、提出公正请求的权力。
三三制选举
当前,互联网发达的资讯传播,利益多元化的变化和经济矛盾的发展奠定了民众表达自己声音的坚实基础。各种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纷纷广泛收集社情民意,使得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得到反映,但是还有一些不足,社情民意虽然被反映出来但是并不能形成对政府的有效制约,因此,选举成为非常重要的程序。同时形成不仅仅是行政指令的自上而下的传达,更应有自下而上的反馈。
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均分选区公开公平透明选举产生,由共产党提名一人、社会团体联合提名一人、民众联署产生一人实行三人选举,即三三制原则。
政府首脑、国家元首由共产党提名一人、八大民主党派依次轮流坐庄提名一人、社会团体推荐一人实行三人选举,即三三制原则。
与台湾的关系
大陆通过上述三原则为热心公益、维护权利的有志之士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台湾的有志青年、各党派才俊和台商自然也可以通过努力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同时,为两岸政治体制的衔接铺平了道路,使得祖国统一有了民主协商的政治权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