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笔者认为,春节的消极意义已远大于积极意义,为此,建议国家取消春节。 春节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在农业经济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春节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在生产方面，春节所体现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春节有利于生产的合作建设。一是春节的聚会有利于培养合作精神，因为聚会本身就是一种合作。二是虽然小农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但小农经济的有些经济活动仍需合作，在较分散的条件下，春节这种形式为合作提供了协商准备的机会。当然，这种以春节为主导的合作主要以血缘为纽带，它不同于陌生人之间实现的合作。其次，春节聚会也有一种扩散生产知识的功能。大家聚在一块，谈天说地，既交流其它方面的信息，也交流生产方面的信息和经验。 在分配方面，春节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功能。如压岁钱就是一种再分配。春节内生着一种互助精神。如，在过春节时，富人对穷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施舍。另外，在同一大家族内部，富者对穷者也会提供一些帮助。从实际情况看，春节这种再分配功能对减少社会财富差距作用虽然有限，但对缓解社会矛盾也能起到一定功效。 在交换方面，春节也是一种交换的“集市”。春节有一种类似农村集市贸易的功能，也是一个交换的“市场”。春节的交换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产品的交换；二是物质产品的交换。在精神产品方面，春节的聚会使大家互相交换满足“亲情”这种无形产品的效用；另外，大家相互拜年，互祝问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产品的交换享受；还有，春节也提供了一个大家交流各种信息的平台。另外，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一家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由于存在环境、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差别，每一家生产的产品总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过春节时，大家提着礼品和特色产品相互拜年，实质就是一种物质交换。 在消费方面，春节的消费功能是最明显和最直接的。春节所提供的消费满足表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在精神消费方面：通过祭神、祭祖等活动，满足了个人减少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精神渴望；通过聚会，使个人更有了一种团队归属的满足感，也减少了孤独和分离的负效用。在物质消费方面，不论在吃，还是在穿等方面，春节都提供了比平时更大的满足和效用。另外，消费和生产是紧密相连的，二者有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杀猪宰羊，这种消费的扩张对社会生产也是一种间接拉动和推动。
但是在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春节所体现的积极功能正在消失，而其负面作用却越来越大。 首先,由于春节所依赖的经济结构正在消失，所以其所体现的经济服务功能也就逐渐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春节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决定制度安排的基础是经济，但经济是发展和变化的,所以，春节的产生、变化和消亡也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从起源看,春节是农耕经济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春节和年的概念，最初的含义就是来自农业。春节服务于农耕经济，农耕经济促生了春节。春节是两个农业经济循环周期的交点。春节的到来，也就意味着新一轮播种季节和收获季节的开始。但是，随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着农业经济时代走向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春节所依赖和服务的经济基础也正在消亡，春节所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一些功能在当代已基本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其次, 春节固化了血缘主义。所谓血缘主义，就是将基于血缘关系所要求的生活准则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血缘是春节的纽带。每年一度的春节对中国人的血缘意识起到了不断强化的作用。人的意识与行为紧密相关。所以，血缘意识的增强与血缘行为的泛化也是紧密相关的。目前，从意识层面看，阻碍中国现代化主要有五大因素：血缘主义、权威主义、平均主义、面子主义和机会主义。而血缘主义在其中又居于主导地位。血缘主义使血缘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行为法则。其结果是：血缘内有诚信，血缘外是虚假；血缘内讲里子，血缘外是面子；家庭内有秩序，家外是机会主义；熟人之间好办事，陌生人之间就是钻空子；血缘内生权威，而权威滋生不平等和等级制。目前,中国要快速健康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走出血缘主义的温情泥潭。人生需要血缘，需要家庭温情，但社会不需要血缘主义。血缘关系的社会化必须以社会理性为前提条件。诚信、理性、平等、法治等都是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再次，春节为腐败提供了方便。罪恶往往借着正义的名义行事。在春节，收获最大的往往是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春节为腐败提供了方便之门。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一部分人拉帮结派提供了时间安排。拉帮结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是为了生产。其对生产不仅不会产生积极作用，而且有时会产生较大破坏作用。二是春节成了少数人敛财和行贿的好时机。中国传统礼仪所要求的礼尚往来和正常的人情交往在这里却变了味，春节成了腐败的高发期，春节成了权钱交换的“集市”。一方用公权，一方用私钱，相互交换，“相得益彰”。这种交换只有利了少数人，但对社会上更多的人造成了损害；并且这种交换也损害了社会经济运转的正常秩序，这种由秩序的破坏所产生的负作用对社会发展影响是巨大和持久的。目前在中国，如何有效治理利用节日形式所进行的腐败，有许多问题仍需深入研究。 第四，春节成了某些人进行炫耀性消费和畸形消费的节日。其行为既腐化了社会风气，也不利于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 第五，春节加重了中国人的精神负担。据调查，许多城市青少年感觉春节太折腾人，礼俗繁琐，规矩太多；部分中年人则感觉送礼物、给压岁钱等花销太大，过节不堪重负。 所以，笔者认为，虽然春节也体现了一种祥和吉庆的意义，但在现时代，春节的消极意义已大于积极意义，特建议国家可考虑取消或逐步取消春节。 当然，社会发展不能没有节日，节日也是人类文明所必须的，但节日也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变革。这里笔者也建议在取消春节的同时，可适当延长国庆节或元旦放假时间进行补偿。另外，笔者也建议每年应设立一个固定的国家哀悼日。哀悼日就是纪念国难的日子。国家哀悼日日期的选择可综合考虑，如南京大屠杀的日子等都可作为参考。在哀悼日这一天，国家应有组织隆重举行各种哀悼活动。建立国家哀悼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深远的。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笔者认为整个民族对灾难的反省不够，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从辨证的角度看，一个对苦难不进行深刻反省的国家，也就容易遭受灾难。同时，时间一久，也就对灾难有了麻木感，这时，只有大灾难，也许才能产生痛的感觉。而一个善于对灾难进行反省的国家，也就容易对灾难进行规避，也就不容易再遭受苦难。对一个人而言，善于反省苦难就容易成为强者；对一个民族而言，善于反省苦难就容易促进民族的强大。哀悼更容易使人清醒，而庆祝更容易使人麻醉。多一些哀悼,少一些庆祝,有利于国家长远和持久发展。发展，需要庆祝，更需要哀悼，对推动民族发展而言，哀悼的动力要大于庆祝的动力。另外，国家哀悼日的设立对血缘主义也有一种克服和替代作用。 另外，对海外华人的春节习俗,由于有利于增强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有利于华人在海外的发展和奋斗，国家可采取一定措施进行鼓励和支持。但在国内，可考虑取消春节假期，或首先尽量缩短春节假期时间，以后逐步取消之。当然，由于历史的惯性，习俗的变革需要时间，春节的实际消亡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另外，笔者也建议，除春节外，目前中国也应加大对其它一些不良习俗的改造力度。有些旧习俗虽然没有了形式，但实质和精神仍存在，仍然在深层次制约着国人的行为。机会主义、血缘主义、权威主义、面子主义、平均主义等人格情结，都有一些相应的习俗和行为表现，改造习俗就要对上述五大特性产生的行为和习惯进行制约和制裁。国家应当对习俗的改造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习俗的改造。在住房、衣食、丧葬、婚嫁等方面，中国应当积极借鉴西方的一些好的和科学的做法，要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如饮食中的合餐制与分餐制，分餐制显然要比合餐制卫生和科学。分餐制在西方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我国还不多见，推行起来也有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可借助法律手段来解决。其实在中国古代，在唐宋以前，还是盛行分餐制的。中国自古本是分餐制，到了北宋以后才变成如今的合餐制。分餐的历史要比合餐的长得多。如秦朝末年刘邦赴鸿门宴就是实行分餐制的。后来中国实行合餐制也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可见饮食方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当条件许可时，饮食方式也要尽可能科学和卫生，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好处的。 政府应当在国民习俗的改造中起到主导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面临的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在旧习俗的改造中，政府应起带头表率作用。 旧习俗的形式和精神不仅存在于农村，在城市中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农村与城里人都面临一个旧习俗的改造问题，不仅仅是农村人。中国的城里人，绝大部分实质是换了装的农村人，骨子里的农民性仍是很浓重的。所以改造习俗，不仅要注重农村，也要注重城市。 要重视教育对习俗的改造作用，要加大教育的力度，提高教育的水平。英格尔斯认为，在决定一个人的现代化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首要的因素。在经过了大量的调查之后他发现，在受教育最低的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可划为现代人，而在受教育最高的人中约有80%或更多的人被划为现代人。用加强教育的办法改造习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一种普遍看法。 文学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5页。） 戏剧由于其特点，其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巨大的。“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如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陈独秀：《论戏曲》，《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举凡士、庶、丁、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之思而不自知。”（佚名：《观戏记》，《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页。）相对于抽象的道德说教和颇为典雅的文学形式，戏曲对习俗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