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上就要辞“鼠”迎“牛”了，在一片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广东省率先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不知是否会给教育、卫生、科技、文化、新闻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添堵”？
报载，元月20日，人社部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制度能够衔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国务院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5个试点省市今年正式启动“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 眼下正值世界金融风暴越刮越烈，经济危机步步进逼之际，中国政府去年年底的“四万亿”豪举，举世瞩目，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将此与当年帮助美国摆脱“大萧条”困境的“罗斯福新政”相媲美。然而，“罗斯福新政”首选之社会政策并非“以工代赈”，而是“社会保障”——这是美国人的说法，其实就是“养老保障”——美国人把“养老、伤残、遗属”放到一个保障系列中，统称为“老、残、遗”保障。正是“老有所养”的美好愿景解除了美国人民的后顾之忧，才使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大增，各个阶层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地走出了危局。 所以，当今天再次面临世界性的经济灾难之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政策能够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相反，这恐怕是最重要的。社会政策理论指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能上不能下”的“制度刚性”。这条被视为“铁律”的基本原则，其背后的原理其实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保障其实是其次的，其首要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是对社会心理的影响。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人们在满足了低层次需要之后，就会追求高层次的需要。当今中国，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所以，安全的需要和自尊的需要就成为最敏感的社会心理层次，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保障标准不可逆的基本理由。 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大谈“福利改革”，但改来改去，只是社会边缘群体的福利待遇被砍了几刀，而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所以，80年代被后人成为“拿穷人开刀的十年”。 再深入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危机本身不也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吗？在危机时刻，公众的心理是十分脆弱的。尤其在社会保障领域中，中国人本来就顾虑重重。各种说法的“三座大山”（其实是“五座大山”——养老、失业、疾病、住房和子女教育）正对中国“扩大内需”的努力产生种种阻碍。因此，如果现在针对教育、卫生、科技、文化、新闻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养老金改革”，就会使这部分当前中国心态比较稳定的社会群体也坠入动荡不安之中。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社会心理就像一面凹凸镜，会把社会影响放大或缩小。这几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是步步向上。虽然从物质的角度，农民所得并不太多，但在社会心理上是积极向上的。为什么不继续采取提高企业养老金标准的办法来弥合和机关事业单位过大的差距？现在媒体有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报道，可以说仍是语笃不详。所以，说句不合时宜的话：事业单位的改革，尤其是“养老金改革”，必须要三思而行，谋定而动。 最后，从对相关新闻的网上评论中，可以看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情绪，矛头直指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难道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教师、医生……剥夺了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金吗？反过来，教师、医生……的养老金被降低后，会不会又对……一项政策如果起到了这样的社会效果，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