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山寨文化凶猛
“山寨”一词,显而易见,本是“古董级”的。但是,在2008年的岁末,其“遗传基因”却发生了突变,被中国前卫文化的践行者赋予了一种“现代得不能再现代”的含义。
查阅词典,原始版的“山寨”,其释义归结起来有四:其一,泛指山村;其二,特指中国西南山区里的村庄;其三,山里筑有围墙、栅栏的村庄;其四,旧时绿林好汉占据的山中营寨。可以看到,这四种释义就地域范围而言,是由广及狭。 还没有来得及收入词典的现代版的“山寨”,其含义也有一个流变的过程。“山寨厂”,原本是香港狮子山下依山而建的小木屋里面的那些小作坊,70年代香港有一部电影《狮子山下》,描绘了上世纪中叶从内地涌到香港的贫苦大众的心路历程。这可能是“山寨”词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更现代的“山寨”与台湾一个叫做“联发科”的公司相关,厂主老蔡将电脑兼容机、组装机的概念运用到手机上,将主板、软件集成到一起卖,只要加个外壳和电池就成了一部手机。老蔡的这个发明,使手机变成了小作坊都能组装的廉价商品。于是,这部分手机就被称为“山寨机”,因为它使原来十分昂贵的手机身价大跌。花“白菜价”买的“山寨机”,与诺基亚、摩托罗拉相比,也许功能和质量一点也不差。 这时候的“山寨”的词义,就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其中有对“占山为王”的“非正统”、“不正规”甚至“垃圾货”的轻蔑,但因为其廉价,谁都用得起,于是也就包含了大商家对这些敢于打“擦边球”,逃避政府管理来“盗版”、“仿冒”的“绿林好汉”的愤怒。 2008年中,曾经掀起了一股要求“取缔”、“封杀”的浪潮,欲去除这“眼中钉,肉中刺”。然而,争斗的结果,“正方”不但没能如愿,反倒使“山寨”大行其道,山寨平板电视、山寨数码相机……纷纷出笼。 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使“山寨”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融入了“挑战主流意识”的呐喊。譬如、“山寨百家讲坛”、“山寨红楼梦”……不一而足,更有岁末的“山寨春晚”。其含义已经进化到“反应快”、“平民化”、“高模仿度”、“自娱自乐”,更包含了公众参与、自决等现代意识。 其实,这种文化现象前几年已经出现,譬如轰动一时的“超女”现象,其中就隐含着一部分公众要用“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使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的自己也能通过这种互动的渠道决定些什么,最起码也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不甘心总是被别人决定。 “山寨”的走向,更是社会文化个性化、多元化的结果,带有很强的“逆反”心理的印记。最近举行的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上,韩国学者的一项关于“愤怒的韩国”的研究成果很有意思:伴随着韩国的经济增长,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这两条曲线几乎是平行的。 联想到近年来“非相关性”的群体事件的多发,正在走向文化的“山寨”,可能是这样一种社会情绪的宣泄点。对此,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不是压抑,而需疏导,要将其引导到积极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事关民生的政策要落实,不但在实施中,更需要重视的是在政策设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