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真的是内需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吗？我们对此有大疑问。 近日，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对媒体表示，政府要重视中国民众收入差距过于悬殊问题。任先生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拥有金融资产的66.4%，而20%的穷人仅拥有金融资产的1.3%；从消费零售额看，2007年县和县以下10亿人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仅占GDP总量11.7%，而县以上城市3亿人以下的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25.5%，按人均计算，相差10倍左右。他由此得出结论：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过于悬殊，造成多数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大多数人需要消费，想消费但无能力消费，这才是国内市场消费比例甚低，内需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富人不仅要承担“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部分责任，还要承担多占资源、浪费惊人、奢侈消费、摆阔比富、破坏环保等等诸多责任。不过，这一次的责任来得突然，也来得蹊跷，往日里被指“浪费惊人、奢侈消费、摆阔比富”的富人竟然是造成当下“内需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没有证据表明富人目前的消费水平在下降。恰恰相反，时代商报记者的数次调查显示，很多奢侈品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到来而销量下降，比如进口高档轿车和山水别墅。这至少能部分证明，高收入群体的内需并没有拖中国启动整体内需进程的后腿。 从任玉岭提供的“2007年县以下村镇10多亿人和县以上城市近3亿人的消费品零售额按人均计算相差10倍左右”的结论也可得出，高收入群体依然是内需的主力军。而来自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资料同样表明，中国目前高收入人群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相当高了，现在他们追求的是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 我们不回避这样的现实：当前大多数人需要消费，但想消费却无能力消费；社会上还有很大一批人，他们的基本生活质量比较低，甚至有一批人仍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以下，他们的消费能力要更低一些。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如果这两类人群相加之后的10亿多人消费能力得以提升后，就会大大拉动内需。 但是，我们认为，富人不是我们的天敌，并非高收入群体剥夺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权；造成低收入群体消费受到压抑的首因是收入偏低，其次是由于社会保障未能覆盖普通大众转而抑制了消费能力的增长。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产和消费的资金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中国过去30年来一贯推崇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首先鼓励投资，必定阻碍消费；其次，内需不足，只好由出口来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这也加剧了当今中国出口依赖型经济模式的最终形成。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最大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之一，也是几大隐患之一的对外贸易。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过大，从1978年的9.7%，到2000年的30.6%，2005年猛增到63.8%，2007年进一步增长到66.9%。现在，中国外贸依存度已超过8个工业发达国家和两个发展中大国。正是由于我国外贸依存度过大，当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国外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时，产品的出口必然萎缩，危机必然来临。 事实上，出口竞争力（低价出口商品的竞争策略）的不断提高，正是反过来损害整个国民福利，导致生产工人的低工资和保险、福利丧失的罪魁祸首；随之而来的，则是国民内需的更加不足。这也直接导致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就开始提出调动内需，然而10年过去了，虽然内需的绝对数每年都在增长，但我国的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每年都有所降低。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所取得的成效一般，我们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认定，除了增加居民收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全民覆盖这一路，启动内需别无坦途。这也正是本报“三经论坛”在过去数月推出的系列评论中，反复强调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通过减税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严格执行新《劳动合同法》来保障工人权利等观念的根本原因。 尽管我们支持国家启动内需应立足于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但我们并不支持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中国刚刚步入小康社会，其发展远远离不开高效率经济增长群体的支撑和拉动作用，过分强调和谐，过早讲求公平，将在一定程度上让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整体指数偏低而变得没有实际内容和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倡导这样的和谐发展观： 富人可以更富，但穷人不能更穷。 ***注：此为20090325时代商报头版三经论坛评论原文，发表后http://www.sdshang.com/MMM/P_Show.asp?ID=17199删改较大，意思有缺失，逻辑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