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个主题是我们《经济学说史》课堂的又一个思想讨论题。LQ同学上台讲解了，我觉得她分析的很透彻，和我之前思考的角度有些不一样，所以听完后我收获了很多。同时。对她涉及到的部分内容我有些不同的想法和观点。
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问题最早可以从威廉.配第说起。他是最早提出科学研究非道德化的思想家。他认为“科学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处理道德问题，它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道德仅仅在人类应用科学进行选择时才会出现。”这就是现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最早阐述。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是存在这激烈的探讨的。支持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支持的。课堂上赵老师具体讲解了几位支持者的观点，这中间，我是比较欣赏马克斯.韦伯的“价值相关性”和“价值中立”的观点。所谓“价值相关性”，就是在研究工作开始之前，研究者在选题和收集资料上所表现出的主观兴趣；在研究工作得出结论后，研究者在实际应用结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目的性。特定时代的价值目标对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探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价值中立”，就是研究者在选定了研究对象之后，必须放弃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严格以客观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由于老师和LQ同学都有具体讲解，这里就不赘述了。但在LQ同学的讲解中，有两点我想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首先一点是，LQ同学在围绕“非道德”探讨时提及了两位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个是樊纲，另一个是茅于轼。他们都曾涉及了对经济学“道德问题”的讨论。但LQ同学并没有展开说明。在这里，由于我最近刚巧看到了张曙光教授的一篇《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所以才有点想法。其实，这个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经济研究主体，即经济学家们自身的道德问题；另一个就是研究对象的道德问题，即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中要不要把道德因素纳入研究范围中去。关于第一点，我个人觉得经济学家们伟大的使命在于能通过自己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来探讨出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今天社会中出现的那些迎合市场投机需要和趋利动机的经济学者是不配被冠以经济学家的称号的。关于第二点，我想多说一些。在配第首先提出科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后，后来的新古典却在这方面走了极端，将规范或道德问题完全排除，从而舍弃了对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分析，以致西方在小穆勒到萨缪尔森的这段时期内，制度被视为了既定的因素或外生变量而不予讨论。直到后来的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才把视角转移到制度研究中，他认为“将影响和制约人的实际经济行为的一切文化、政治、伦理等因素抽掉，在一个抽象的理想空间研究人的行为，将会使研究失去现实性。”说这一点，是想说明经济学对道德的研究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真的难以想象把道德因素撇开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到底能有什么用处。。。说回前面提到的两个经济学家，他们就对道德问题有个激烈的思想碰撞。早在97年时茅于轼教授就发表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之后樊纲教授也发表了《“不道德”的经济学》，当时就引起了学界的非议。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茅教授将道德看做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要求牺牲自己一时利益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就是把道德看做了一种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是应该作为经济学的考察对象的。另外，在张曙光教授看来，茅于轼是将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判断，是经济学要讨论的内容；而樊纲则将道德问题归结为价值判断，纯粹是个人发自内心的感受和选择，是经济学无法进行研究的。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对道德问题的研究是愈发重要的。尤其是现代社会中，包括道德因素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就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探讨我曾经专门做过探讨的）。再一点是，LQ同学也提到了“斯密悖论”。之所以谈到道德问题会涉及到斯密，就是因为斯密还著有和《国富论》齐名的《道德情操论》。斯密的这两本著作，刚好就反映了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而在《道德情操中》，斯密则认为人是具有同情心。后来学者认为人的这种自私自利和同情心是相悖的，因此有了“斯密悖论”。其实，我向来都觉得悖论的产生大部分都是后来的读者未能正确理解原作者的深层意义所致的，除非这种悖论作者亲自给予承认。。。其实，在《道德情操中》，斯密是说人在自私的同时，是具有同情心的，但是这种同情心的强弱是随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显著变化的。这点斯密用了个例子来说明了：如果远在东边某国几亿人民被一场大地震夺去生命，大多的欧洲人在当时会产生同情的感觉，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忘掉此事，继续干手中的活，但是，如果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不幸离开，他则要伤心很久（例子的完整表述记得不大清楚了）。换言之，满足自己的同情心，也是自私的一种表现，是为了得到自身的满足感。因此，在斯密眼中，人是自私自利的，人是具有同情心的，但是这种同情心是有一定范围的。在私人领域，人们为了自身道德的满足感，为亲情和友情做一定的投资；但是在公共领域，随着人与人距离增大，同情心削弱，人们只能在产权的保护下，通过非交际的方式，通过分工、装配、交易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同情心则愈发减弱，这是人就是需要市场经济的。。。
因此，从《道德情操论》到《国富论》，斯密始终是坚持“自私”的主线的，他只不过是先在《道德情操论》中考察了“同情心生效”的私人领域，然后在《国富论》中考察了“同情心失效”的公共领域，由此分析人类在这两大领域追求幸福的不同方式而已。。。
现在看来，所谓的“斯密悖论”，无非是对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误解，要么是把斯密在公共领域的见解运用到了私人领域上，从而认为斯密主张“绝对自由”，要么就是把斯密在私人领域的见解又到公共领域，从而宣称斯密主张“将道德的企业家应该将财富和大众分享”。要是这样，那么就真的扭曲了斯密充满智慧的思想啦。这样看来，我们大概知道为什么斯密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了。。。
呵呵。仅仅是对课堂讨论的话题的一点补充和思考。感觉说得有点乱，但是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呵呵，打住吧。。。努力。加油。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