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本书中的各篇文章初看时显得涉及许多问题，但我希望读者能很快察觉，其中大多数文章讨论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老实说，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他们是密切相关联的，今天在我们看似毫不相关联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内在却有着惊人的密切的联系。譬如在50年前，或许没有一个人敢想象社会心理学与我们的投资和交易有着那么紧密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由来以久的了，甚至可以说是它们的关系本身就是与生俱来，只是因为在这个学科越来越分离的大时代背景下，被我们自己人为的将其切割了。我的这本书从哲学、伦理学论及社会科学的方法，从经济政策问题谈到纯经济理。。但在我自己的理解中这些看似南辕北辙或者毫无关联的问题是被当作同一中心议题的不同方面来加以探讨的。这种组合在本书的第二篇到第五篇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尽管我撰写这本书时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老实说，我的这本书，实在的是完全的遵循了自发秩序原则的。在最初的时候，我也像所有的学者和作家们一样，在写作时拟定了一个所谓的写作大纲。但当我真正开始着手工作并且进入状态后，我才发觉，事前理性的设计是多么的愚蠢，因为我的笔触根本管不住我书的发展走向了，一个有意识的行为，完全走向了无意识的状态。这在写作的最初几天让我颇为痛苦，原因是这种状态与我的写作大纲是那么的抵触，它让我无法写下去。但最后我认识到我的错误了，于是我完全的抛开了它劳什子的写作大纲，而放任我的思绪，其产出的就是今天你所能够看到的这本书了。可以说，这本书，完全是自发的产物，就如同我们人类历程中，在无意识状态中自发产生的语言、道德、法律、货币甚至制度一样，它们并不是人类理性的设计的结果，它们只是我们在具体的行为中的摸索，在经验之后总结出的一套更适合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和方法而已，其关键在于人类的积累选择作用。
大自然使得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以生物在连续变异，而我们人类则按照我们自己的需求的方向不断积累这些变异，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创造了对自己有用的事物，譬如语言、道德、法律、货币甚至制度。19世纪早期英国伟大的学者、资深的动物签定家尤亚特，对于他的工作，他给出的定义却是这种选择“不仅是农学家改良了家畜的性状，而且能使之发生根本性变化。‘选择’就象是魔术师的魔棒一样，有了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将生物塑造成任何类型和模式。”而与他同时代的索迈维尔爵士在谈到养羊者的成就时，也曾发表过相似的言论，他说：“那些精明的养羊人，好象他们预先在墙上用粉笔画一个完美的模型，然后就可以让他们变成活羊一样。”事实上这种观点不仅在生物学界大有市场，乃至在整个哲学界在真个感人类都是大有市场的，而这种观点的终极就是唯理主义的建构论，他们认为未来世界是可以通过我们事前在黑板上用粉笔来构架出模型，然后我们严格遵照这个模型来实施就可以实现的。
的确那些农学家们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可以从其卓越的成就得到证明。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的是，正如同达尔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这种选择原理的巨大力量决定不是靠臆想所创造出来的。”根据人工选择所起的作用，我们马上明白，为什么家养品种在构造和习性上都特别适合人类的需要和爱好；同时也能够使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家养品种常有畸形出现，为什么外部性状差异如此巨大，而内部构造却变异甚微。其实，人类极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对生物的内部构造的变异进行选择：一方面是人类不大注意内部构造的性状，另一方面，从外部也不容易观察到内部构造的性状。达尔文对于他的观察，他给出的结论是：“要不是一只鸽子的尾巴出现了异常状态，决没有人去尝试将它育成扇尾鸽，任何性状最初出现异常时，越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我认为，人类一直在有意识地试图培养出扇尾鸽的说法不对。最初选择出一只尾羽稍微大一些的人，决不会梦想到那只鸽子的后代经过长期连续、半是无意识半是计划的选择，最终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永远处于一种在大自然面前被动反应的事实，也正是这种事实决定了这个世界是不可能被认识的，正是这种不可能被认识性，孕育了危机这颗种子，它就像潜伏在人身体里的病毒一样，当人类再给予它适度的温度和湿度时，它就会茁壮成长，最后演化为危害社会危害我们自身。作为危机这个大范围里的一分子的经济危机---其产生的机理自然跟其他危机一样。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主旨，也是本书的第二到第五篇谈论的关键。
前面的谈到“经济危机的发现史”，仿佛游离出这个主旨了，它表现的是那么的独立，但正如同剑桥学派所认为的，任何学说的发展都存在其内在的关联一样，我以时间为主线试图给出那些看似各个不同的学说所存在的因果和传承关系，当然我更预备表达的是，我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将那些伟大的学者们在经济危机这个领域的成就，呈现给大家；当然我也有我的野心，我试图告诉大家，这些在经济危机这个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伟大的学者，他们的视野还是不够宽阔，他们穷其一生想解释经济危机这个问题，但显然他们并没能够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他们无不只是把经济危机简单的归结为经济问题，但事实却是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其内在事物无不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系，系统性问题那么必须系统性来予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部分也并没有背离出我在第一篇里所定下的调。当然在技术上它的确表现的相对孤立，这是整本书的不足，由于我心情急切，也只好等到有机会再来完善它了。
而其余的篇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完全视为我在第二到第五篇所论述的同一思想在分析特殊问题时的运用，当然应说明的是，我在这几个篇章的一些讨论，都来源于我近两年来在各种媒介上（包括传统的新兴的主流的非主流的）发表的一点对具体政策的看法，当然基于大家可以想见的缘故，我不能够象保罗.克鲁格曼一样畅所欲言，而只能够大而化之、语焉不详了。而这些篇章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是对先前一些确定的实际结论的粗略说明的完善补充。如果大家有兴趣，根据我书中的标题，通过搜索引擎，它们应该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的。
如何在危机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来克服因为它而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对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是有其必要的。而，我的这本书就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和经济危机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本书里就可以完全说得了的。
面对危机，作为中国人，我还是不免有些担忧，原因如我在书中说道的：“在中国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的人民群众，对经济危机这个事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原因大抵有二，一则是自1949年共产党建政后还没有发生过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人民对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破坏力没有直观深切的感受；二是长期的主流意识教育所孵化出的盲目，在中国，甚至还有人认为“经济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一样，那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而这些或许会导致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没有深刻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低估了它对我们的影响。而这种低估往往伴随而来的是政策和行为上的盲目乐观，盲目乐观了自然会冒进，也容易滋生左倾机会主义。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所在。”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个性很鲜明，很好斗，喜欢论争，但老实说，我从来都不敢自信过，我不能够说我的认识就是对的，诚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所坚持的，任何科学理论是无法得到证实的（verified），必须被当做假说去接受证伪（falsification），只要它未被证伪。
而我之所以那么好斗、那么好于论争，原因在于哈耶克曾说过：正是源自人们不同经验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被认为推动了对真理的发现，或者说，至少达到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接近真理的程度。虽然我对于卡尔·波普的人类无法获得终极真理这一论断很是认同，虽然我个人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终极真理，但基于生存法则决定了人类的思维必须倾向于至上和无限，所以也就决定了我喜欢与具有不同经验、不同观念的人之间开展争论和相互批评，并且试图在不断的评论和争论中推动了对真理的发现。而这种百花齐放的状态事实在现实中却是很奢侈的，它需要我们不仅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更需要一种和平相处的制度。
在这里我首先应该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具有与我完全不相同的经历、背景和观点，而又不吝赐教于我的人，他们分别是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奥贝尔塔大学的费尔南多. 费雷罗、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爱伦、美国哈佛的瑞德、中国同济大学的秦海华，他们中不仅有研究生也有研究生的导师，但正是因为跟他们的论争使我收益良多，也正是他们的评论使我纠正了过往很多认识上的偏颇。应该值得感谢的、与我曾有过论争的人还有：来自芝加哥的山姆.弗兰克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的崔长林先生、江苏省统计局的王思彤先生、以及这次十教授上书事件的主要成员张建平先生~~~~~~~~~~~~~~感谢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女人---Lisa，这个量子理论的信徒，正是因为她与我的争辩，终于纠正了我只信艾略特的波浪理论的偏颇。
在此我还应该感谢的是美国党豪斯经济研究所全体同人、美国卡蒂弗珍妮丝韩森联合投资顾问公司研究部全体同人、师从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洗蒙.康威莫里斯教授的剑桥大学生物学博士苏珊女士；感谢汉斯.利伯曼、艾森.金德尔、李.甫里嘉、詹森.布卢、罗恩.桑尼、乔.罗斯、安.拉赛、提蒙.多尔曼、埃文.彭罗斯、盖瑞.卡特、史迪夫.魏特、佩吉.格罗许、丹.克罗克、吉姆.伯拉穆、保罗.马修斯、王家春、任寅~~~~~~正是基于与他们的密切的联系和往来，让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学到了很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知识，这种交往是极具价值的，感谢他们与我分享知识和经验。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们提供给了大量的建议和看法。在这些朋友中很多人是不能够认同我的观点的，也正如同我不能够认同他们的观点一样，但正是这种观念的冲突，总是激发我的灵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观念不同，但却长期保持良好的友谊，他们总是有求必应，我欠他们许多的情。
另外我的朋友、原托普集团年青的首席信息官王清铉先生在我这本书准备出版时提供了许多帮助；感谢我以前的助手张大卫博士，他虽远在美国，却给我写下了无数的评语，使本书改善甚多。
感谢我的同学谢海波先生，虽然我们存在一些误会，虽然我现在已经无法与他联系上了；感谢我中学的老师唐绍红先生，那时候我的数学成绩糟糕透了，是他告诉我必须学习数学，他给我列举了马克思的伟绩，并以此为据，论证了数学在创立一门新学说上的重要性，说实在的，我到至今都没能够整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是不是当时我表现出了某种企图心，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只能够很遗憾的告诉他了，我怕是要让他失望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企图心也就越来越淡薄了，但无论如何，我都应该感谢他的付出，那时候我恶劣的不仅有糟糕的数学成绩还有我那该死的字，那时候我恨死他了，因为每天我要比其他同学更多出一项作业，我必须得练100个字，只是那时节，因为年少懵懂，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种苦心，我常常都只是敷衍，也因而我的数学和我的字都还是那样一如既往的糟糕。
另外我也应该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祖母韩黄元秀，她教会了我自强不息，感谢她的茹苦含辛，我在5岁的时候就失怙了，是她将我拉扯大的，正如同我的同学谢海波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这位伟大的女性，或许我只能够呆在湘西做一个并不合格的农民；感谢我的叔叔韩瑞兵、韩瑞文先生，特别是仅仅长我两岁的幺叔韩瑞文先生，感谢我的妹妹韩海霞女士，我今天所拥有的知识完全是建立在他俩的付出之上的，如果不是因为我或许他们能够再多接受几年教育，或许他们更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这让我一直不能释怀，事实上他们都比我聪明；感谢我同胞弟弟唐军先生，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替我尽着孝道，我想也就没有我这样近乎于放纵的漂泊，也认识不了这许多的朋友，感谢他的新婚夫人，如果没有她的理解，这一切也无法实现，在这里我所能够说的是祝他们新婚快乐，希望他们能够白头偕老。
特定于本书，最后最应该感谢的人应该是李鸿呈先生，我虽然欢喜于写作，但却因为我一贯保持的散漫作风，使我并不习惯于埋下头长篇大论，我习惯的是有感而发的鲁迅式做派，如果不是李鸿呈先生，如果不是因为我一时脑热，而贸然的答允了他的邀请，如果不是我一贯遵循着一诺九鼎的古训，我还真没有勇气坐在书桌前来认真写这本书呢，虽然这些东西像注入令狐冲体内的那几道真气一样，已经在我脑子里乱窜了好些年，让我颇为痛苦。
如果我的这本书，还不至于一无是处，那么读者们首先应该记住的就是上述我感谢过的这些人，因为正是他们，使得我的生命非常充实，并能够致力于研究。
韩和元（Pierre A Hanson）
己丑年杏月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