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蒋伏利先生在《末日之思》一文中，把“经济学”与“破坏”、“毁灭”等词联在一起并剖析其间逻辑联系，观点尖锐，措辞激烈，但充满真知灼见，富有智慧启迪——读罢让人不得不反思经济学本质以及经济学产生后人类最感自豪的这段历史。
（一）
曾有四种“显学”主宰过人类知识思想，其一为原始巫术，其二为中世纪神学，其三为近代哲学，其四就是现代的经济学。经济学是唯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其大师级人物仍是今天学术天空最闪耀的明星，而且“传统经济学，即是在当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拥有绝对话语霸权的市场经济学”（蒋伏利《末日之思》）。那么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做”了什么？何以会遭到伏利君《末日之思》的公然审判呢？
经济学是一门讲究效率的学问，是人类追求经济效率达到巅峰的智慧结晶。效率是经济学的灵魂，是检验经济科学是否“科学”的最高标准；若把效率概念从经济学中抽走，经济学的高楼大厦便会立即化为乌有。效率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但受利欲熏心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无情的市场原则支配的经济学，却充分发挥了效率不利的一面。这不利的一面是什么？火眼金睛的蒋伏利先生已经将其暴露无遗——
“因为对环境的影响有限（没有被发觉），微观经济学侥幸发展了一百年。虽然，后来有所察觉，宏观经济学在投入产出方面，也试图通过重视价值平衡、物质平衡来弥补环境缺陷，但因局限于一国经济系统内部之物质循环和价值循环，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依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以关心制度变迁之交易成本、激励机制等著称，但因与生俱来的短视，同样没有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给予足够重视。即便融会贯通、有机综合了市场、竞争、需求、供给、成本、价格、收益和分配等微观经济学基本要素，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所得、财政、金融、就业、外贸、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学基本要素，以及制度、交易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要素之大成的传统经济学之显学，也因为沉湎和陶醉于学科概念体系的成熟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拒绝接受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和启蒙。”（蒋伏利《末日之思》）
“发展上，单向度‘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线性经济运行模式，单向度‘资源—产品—废弃物’（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之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被传统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而价值高贵不能怠慢的生态系统，不但被传统经济学排斥于发展和保护的行列，而且，还被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腴厨娘被恣意蹂躏和践踏。”“在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层面，传统经济学向来是‘只见经济不见外部不经济’、‘只见经济效率不见生态效益’、‘只见特定资源稀缺不见所有资源稀缺’，其不可持续发展缺陷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之东南亚海啸等重大自然灾难。”（蒋伏利《末日之思》）
“微观经济学由于过分相信经济人的理性而对达成的经济效益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害视而不见。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过分强调国家政治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作用，无心亦无意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带来的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由于传统经济学无限度追求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从而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大索取和大消耗，让生态赤字演变成今日全球气候变暖之东南亚海啸。这种恶果的产生，基于传统经济学一厢情愿对‘资源稀缺’的假定，只是针对‘特定资源的稀缺’并作出了相应的‘最有效的配置’，从未认识到这个星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需要‘最有效配置’。故此催生了经济增长无极限的预设，并将经济增长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等同。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粮食、工业品、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都在增长。尤其资源消耗和污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更可怕。”“由于传统经济学对自然生态的严重忽视和对资源循环利用的根本不重视，从而误导并加剧了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的根本性破坏。甚者，由于这种破坏不但导致了当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而且，还将以毁灭为代价让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归于尽”（蒋伏利《末日之思》）
“在时代的序曲里，如果一种理论要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地球上抹去，无论其创造过多么伟大的文明，无论曾经多么的居功至伟，也都将走向反面，成为全人类的敌人。这敌人包括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蒋伏利：《〈末日之思〉致张高宁》）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蒋伏利先生对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讨伐已经达到罄竹难书的程度。需要在此申明的是：笔者完全赞同伏利先生的讨伐观点。
（二）
经济学到底“做”了什么？经济学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把所有人都变成富有“理性”的“经济人”，然后让一部分经济人向另一部分经济人和让全人类向大自然最有效率地索取。前者关系社会人并形成一部社会关系史从而上升为政治经济学，后者毅然撇开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把所有手臂和力量都用在一把刀刃上，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规定的路线和方向——杀向劳工和自然，挖出财宝，让一部分经济人致富。做这件伟大的事情不是经济学独自的功劳，但经济学拥有国王般的功劳和荣耀——因为它是“统治者”，它提供了最有效率的组织原则。
向大自然最有效率地索取这段辉煌的历史篇章开始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启蒙”一词最早的含义是“让阳光射进来，以照亮黑暗的事物。”“阳光”是什么？就是科学与知识，所以启蒙运动开启了知识传播的新时代。18世纪欧洲大部分语言中都有“启蒙运动”及类似词汇，反映了欧洲人史无前例的自豪感和与旧思想决裂而处于光辉时代的思想特征。有人说启蒙运动留下的伟大遗产是批判精神，这是对的。笛卡尔就教导人们，彻底的怀疑是获得扎实知识的开始。那时的科学、宗教、音乐、道德、神学、经济、贸易、政治、公民权等等，都通通受到怀疑、批判、检验。怀疑、批判、检验的结果是什么？与狄德罗一起编纂著名《百科全书》的达朗伯说：“其结果是许多事物得到进一步的了解，但又有新的愚昧使这些事物变得模糊。正如涨落的潮汐意外地把一些东西冲上海滩，又带走了另一些东西。”（达朗伯《论哲学的要素》，1758年）得到进一步了解的事物是自然，而变得模糊的事物就包括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这些被带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理念；而被“潮汐”冲上来留给人类的，正是与自然进行殊死斗争的知识精神。
知识通过教育得到传播，启蒙思想家霍维利亚诺斯就说：“有了教育，人类就能照亮自然界的所有领域，探索发现地下最深处、最隐秘的洞穴，并使之顺从于人类的意志。”“凭借于自然，有什么方法人类不能使用？有什么障碍人类不能克服？又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教育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改善人类——这唯一能够通过教育得到改善的生物。”（霍维利亚诺斯《论公众教育》，1802年）能够照亮自然界所有领域、探索发现地下最深处最隐秘洞穴并使之顺从于人类意志的知识，能够让人类没有什么方法不能使用、没有什么障碍不能克服、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的知识——极伟大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势必“以毁灭为代价让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归于尽”（蒋伏利《末日之思》）的不归之路。
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把他所处时代的重大变革称作“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产生的铸铁、鼓风炉、煤炭、蒸汽机、铁路、轮船尤其工厂，与其说极大地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不如说使人类生产力增长了千万倍。巨大的生产力被组织起来向自然永不满足和永无休止地索取，同时也被组织起来向劳动者永不满足和永无休止地索取。在这个索取过程中唯一被关心的是效率，因此工业革命蕴含了经济学最早的萌芽——人类智慧势必要为真正的“经济”——“效率”造化一门空前伟大的致用学问。生产的节约化、运输系统功能的专门化、使用更大功率的机器尤其使用更少人力驾驭更多机器、推行有效的工作纪律——这一切以效率为核心的工业化需要，赋予了经济学神圣探索的使命。英国得益于资本、工厂、铁路、远洋轮、贸易、银行汇集一起的巨大力量，因而成为“世界工场”。19世纪中叶，英国大部分人口已居住在城市，“世界工场”里即使很普通的居民都特别喜欢、习惯并擅长于浏览显示工业革命促使财富和实力增长的繁琐数字，因此“世界工场”也就滋生了为经济服务的现代经济学最早的萌芽。自从有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发明工具的科学就乖乖地屈从于赚钱和战争，而赚钱的科学就叫经济学。西方知识折腾的高人们说，用知识的匕首杀向劳工和自然不能像东方人一样蛮干，必须讲究技巧、效率和杀得彻底，于是就发明了经济学。在杀向劳工方面，残酷的工场效率使雇用4－5岁以上童工合法化，恩格斯理论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雨果文学巨著《悲惨世界》都有过极深刻和真实的描述。工业革命使人的经济行为第一次脱离农业社会中大自然规律性变化的约束，在使提高生产效率成为可能的同时，人类也开始变得藐视自然。
经济学的信徒们一直非常在意人与自然进行斗争力量的大小问题。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后大约两个世纪中，欧洲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人口的增长是繁荣兴旺的标志，因为人口多，从事经济活动向自然挑战的人就多。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就认为，人口增长是对经济繁荣的一种有效的检验。人们单纯看人，不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都为人的作为和力量而兴高采烈。只有英国一个不知名的神职人员托马斯·马尔萨斯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口增多，自然和经济就要为更多的人提供生计；土地产出有限，人口增长超过土地产出，饥荒、疾病、战争等抑制性灾难就会接踵而至。中国人在20世纪向大自然挑战的大跃进年代，其豪情和自信，与200年前的欧洲人何其相似，全民高唱“七亿人民七亿兵”，并且狠批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自然抑制过程，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残酷过程，但是由于人的狂妄与无知，人们不可能想到可用计划生育和循环经济的生产模式来改善这个过程。
“当今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须臾不能割裂的依存共生之复杂生态系统。而且，本质上，复杂生态系统是大系统，经济系统不过是其众多子系统中的一个。经济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或者前提只能是也必须是生态系统。之所以如此，盖因人世间普遍存在‘社会－经济－自然’之共生共荣关系。在人口、资源、环境等社会经济发展诸要素中，谁也无法脱离这种关系而单独存在。”（蒋伏利《末日之思》）可是西方经济学，它一直在以训练有素的专业工具和“效率”这把折服众生的“匕首”，毁坏着这个作为人类存在基础和前提的生态系统。
在灿如群星的西方经济学家中，并非无人看到西方经济学毁坏人类生态系统极大的负面作用，其意志形成一股力量促使经济学不断发展。但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演变，终究是在经济自由主义之微观经济学与国家干预主义之宏观经济学框架内寻医问药。“即便以关心制度变迁之交易成本、激励机制著称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因为傲慢和偏见，更不可能看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仔细分析其实质，新制度经济学仍以竞争、市场分析框架及上述假设、理论、方法为基础，其‘非市场缺陷’依然是基于市场环境而非自然生态环境的缺陷。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一样，仍未脱离西方传统经济学范畴。亦即，在无视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方面，三者共同而且依然。”“由于受研究对象制约，传统经济学理论只能看到也只能重视经济规模、经济人的作用，而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决定性作用和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则严重低估并忽略不计。”（蒋伏利《末日之思》）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选择不能尽善尽美，于是便发展出宏观经济学，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因素。但是，“修正微观经济学而来的宏观经济学，即使后来增加并丰富了重视价值平衡、物质平衡的投入产出理论，但因为局限于一国经济系统的内部物质循环和价值循环，在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严重不足。”（蒋伏利《末日之思》）于是乎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在对自然的损害方面，在私有者杀手之外，增加了非理性政府这个强有力的杀手。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越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危害越烈，并非框架内的修修补补能够解决问题。
近百年来，西方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两个越演炽烈的趋势。一是实证化。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一种特殊的职业，传统经济学及其学家不讲道德，也不应该讲道德。其以‘物化经济人’为特征的经济原教旨主义在这里暴露无遗，其违反自然生态的本质也在这里暴露无遗。此说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及传统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正在走向反面，正在成为自然生态和人类的敌人。”（蒋伏利《末日之思》）经济学非道德的根基——理性经济人的科学与效率原则非常可怕。按照这个原则，人可以吃人，因为埋弃死尸是一种浪费，而且还要花丧葬成本，不符合经济人理性的科学与效率原则。今天笔者看到这个《婴儿被摆上餐桌》的消费行为，也是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科学与效率原则这个“潜规则”的，因为它符合完全除去道德价值判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二是数学化。数学化是实证的需要，是实证化的有力工具。经济学家们生恐经济学剥削劳工、牺牲环境不够精确、不够彻底和低效率，于是便使尽浑身解数引进数学工具。“植根于非数学概念之社会科学范畴，而又比自然科学范畴之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更强调数学概念及其运用的传统经济学，将物理学研究物质客观规律的方法、手段运用于经济运行过程、经济发展模式等具象研究中，导致研究者只见经济之物不见超越经济的诸如文化、道德、生态等非经济之物。其所见到和重视的只能是物化（即以最小代价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及其作用，而对于非物欲的诸如文化、道德、生态等‘类本质’诉求，一概加以排斥和拒绝。其结果是，传统经济学已然登顶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祭坛，并以各种眼花缭乱的数学模型和计算，强行占据国家经济发展之话语霸权。”（蒋伏利《末日之思》）今天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已经登峰造极，以貌似科学、实证、权威的姿态横行学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清算传统经济学的导火线。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凯尔斯盖认为，被广泛应用于过去、当今，假设“理性”投资者和“有效”市场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根本性谬误，不是简单的修补就可以解决；当前混乱不堪的经济领域需要进行一场思想革命，传统经济学及其学家需要打破传统思维，重新认识经济本质。“在凯氏眼中，人类目前对于经济学的认识，有如16世纪俗人对天文学的认识一样无知。”（蒋伏利《末日之思》）鉴于世界的“先知先觉”者们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对经济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循环经济体系的英明预见，国内出现蒋氏《末日之思》这类奇文并非偶然。
（三）
20世纪末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调整产业结构，集中力量研究开发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通过海外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最后一次效率革命。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引进和传播西方经济学从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迅速转为义正词严的光荣使命，中国学者、官员、商人一窝蜂“洗礼”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信徒，即使在西部地区乡镇，基层地方官员开口闭口都能说几句“凯恩斯”、“弗里德曼”、“新制度学派”。西方的西方经济学如火如荼地倾销“垃圾”，中国的西方经济学也如火如荼般接纳“垃圾”，犹如捡到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样欢天喜地——中西方从未出现过如此的心心相印、息息同声和彼此“双赢”。
中国引进的外资企业，像金光集团APP（Asia Pulp & Paper Co., Ltd.）这样成功推进“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循环发展的企业屈指难数。金光集团APP在中国长达17年的生产运作中，推进林纸循环发展力度之大在国内史无前例，且世所罕见。APP五个超大型现代化工厂中，有三个是国家环境友好企业。APP属下的中华纸业、金华盛纸业、金红叶纸业、金东纸业、金海浆纸业、金桂浆纸业等企业实体的主要技术、经济、环保指标均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吨浆水耗比目前国际先进水平少7－13吨、吨纸水耗比目前国际先进水平少2－8吨，吨浆废水排放量领先国际先进水平37%、吨纸废水排放量比国内行业标准的1/6还少，吨浆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排放量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27％、吨纸COD排放量仅为目前国内行业标准的1/10。APP以速生丰产浆纸林作为浆纸生产的可再生资源，在企业内部成功实现了纵向和上下游产业的“林浆纸一体化”生产，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整合成一条跨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链；而企业的规模效益又有力支持了浆纸林基地建设，从而达成真正的良性循环。金光集团APP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范本和中国现代造纸业标杆，其实例证明，改造和革命的经济学完全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和发展环境。APP之所以在环保方面达到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按照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来指导生产和管理，这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思维无法做到的。2008年中国造纸行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高达7000亿元，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的1/4强，因此APP的“范本”和“标杆”作用，对循环经济发展和国家造纸业振兴规划的意义非同凡响。
中国在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大口吃掉西方“免费大餐”的结果——使西方发达国家增长方式由资源消费的物资经济迅速转为高新技术驱动的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的同时，使自给自足的中国一夜间转化为世界头号高能耗高污染＋低端制造业的出口大国，因此有人把中国喻为西方工业的“垃圾场”。
中国成为世界头号高能耗高污染＋低端制造业出口大国的结果是什么？第一，空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国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目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基本丧失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中国水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并且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全国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饮用水，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全国一半以上城市空气不达标，其中山西的城市全部不达标，全国4亿城市人口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500万人因此患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空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是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北京的喉癌、鼻癌、肺癌患病率已超过传统胃癌成为“第一癌症”；兰州、大同、临汾、乌鲁木齐等11个重点城市每年出现污染天数比例超过1/3；199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亿吨，2007年超过一倍接近16亿吨，全国668座中等以上城市2/3被垃圾包围；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中国还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有16个，首都北京也名列其中。西方经济学指导下改革开放三十年，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已经遍体鳞伤，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第二，空前潜在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制造业一旦萎缩，西方人就别想生活；或者，西方购买力一旦萎缩，中国制造业就别想存活——如今这个事实，也被如大梦初醒的危机证明。
人们没有料到，使人主动“害人”的西方经济学“害人”的结果，和使人甘愿“受害”的西方经济学“受害”的结果——竟然是同一个东西——中西方一起遭受史无前例的金融和实体危机。在这个情况下如若没有谴责和反思，如若不出现《末日之思》这类奇文，或许只能说明人类的良知和智慧已经泯灭。
粗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要实现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必须脱离传统经济学窠臼，在强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和前提下走发展循环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之路，此外别无他途。对西方经济学的信徒们，对深患西方经济学依赖性“疾病”的政府官员们，有必要在骨子里植入一种信念——敬畏天地。按照易经、佛经的说法，大地母亲是有灵性的，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天地人三才。人是什么？人是天覆地载、天生地养的小虫子，你这个小虫子都有灵性，天地怎么没有灵气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我们做什么，老天是长眼睛的，只要它轻轻惩罚你一下，你全部的人都得跳起来。因此我们不能狂妄自大、虐待母亲，而要学会敬畏天地、善待母亲。中国古人把国家叫“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国家离不开土地和粮食这两个伟大的神，所以把神圣的国家叫“社稷”。我们要保有国家和人民，必须敬天敬地、谢天谢地，保护好土地生长粮食的天然禀赋不受践踏和破坏。人与天地阴阳和谐相处，是人生世事的根本。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破坏环境得罪了“天”，你怎样祈祷也没有用。一个国家民族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壮大，绝不能靠拼资源、抢能耗、搏污染，否则发展到最终只有死路一条。邓小平以前讲过一句话，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如果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继续这样不可控制地糟蹋、蹂躏自然，可能若干年后等待我们的也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蒋伏利先生所说的“以毁灭为代价让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归于尽”（蒋伏利《末日之思》）。
（四）
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和经济科学家有两个愚昧之处。其一是没有灵性，其思考、行为绝对依赖知识并坚持理性。一般科学家（包括经济科学家）不知道天文地理、山川河流、自然物质、社会关系等认识对象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而任其以高超的专业知识把系统割裂，完全摒弃天赋灵性和天才直觉对宇宙系统的真实感知，完全摒弃非“专业修养”、非“学富五车”、非“十年寒窗”者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把握。普通科学家最能证明和最感放心的依靠，是他们依赖小系统专业、大系统破碎的科学知识来开展活动的行为能力，而对符合天地律动的灵性、先知则是要怀疑和打击。灵性是悟觉知识本源、不依赖知识而贯通知识的最高能力，但一般“专业修养”、“学富五车”、“十年寒窗”的科学家都是小心翼翼的实证主义者，不知道也缺乏读懂“天书”、悟知天地宇宙和人生大道的天赋灵性。曾有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科学之父是哲学，哲学之父是宗教。杨振宁教授也讲到，物理学研究到尽头是哲学，哲学研究到尽头是宗教。而灵性的飞跃正是从哲学终结的地方起跑，但绝大多数科学家连哲学这一步也没有走到。天文地理、山川河流、自然物质、社会关系等这些人类的认知对象，都是造物主规定的系统信息，但在“上帝”之国诞生的经济学，却以“人”为中心，割断了“上帝”制造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命缘起和血肉联系。
其二，他们以为科学、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不知道科学也是导致人类痛苦与部分毁灭的动力和工具。20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D.M.托马斯在《20世纪人类全纪录》中写道：“科学不仅产生了奇迹而且也培养出死亡集中营中的纳粹医生。”人类每一次“战场”和“商场”上的大规模残杀，都直接“归功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提供的各种屠杀方式和工具。面对今天出自科学家之手、针对劳工和自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超过人类力量千万倍的增长，面对今天科学造成的人口剧增、平衡打破、资源紧张，面对今天科学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和大气层破坏成为不解难题，传统经济学家们除了十足的愚蠢，还有任何一点聪明在哪里呢？
谋求宇宙生态系统的长存与长久和平，需要超凡伟大的精神理念。纵观人类历史文化，这个精神理念只有中国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生活在“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民族，它不把一家一国、一人一企（业）的“功利”、“霸道”当作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成功则成仁”，中国文化精神讲究的是“仁”。中国文化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以整个天下、宇宙的存在、和谐为中心，中国文化最能从整体上、全局上思考和拯救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国文化是最能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文化，是最能从根本上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世界的文化。“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悔过自新”、“和平共处”、“以德治国”、“科学发展”、“生态经济”等等——只有浸濡中国文化并得其大道者，才能提出并坚信这些世界上最伟大的理念和原则。拯救人类，建立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时机已经来临，让全人类都享受到中国文化和力量的福荫——只有中国文化和中国力量才能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地球环境。在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下的一部市场经济史，实质就是“理性”投资者通过“有效”市场屠宰自然的历史，西方传统经济学——它的末日已经降临。符合“易经阴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思想文化精髓的经世致用之学只能是生态经济学，符合“易经阴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思想文化精髓的生产活动只能是循环经济。
在今年第十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总理温家宝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自主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坚持不懈地推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和环保设施等项目建设，实施重点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中国高层果断决策，放弃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先后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这些行动表明，中国正在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及传统经济学挥手告别，取而代之的是循环经济增长模式和生态经济学。
《易经》六十四卦结尾，在“既济”之后是“未济”；蒋氏《末日之思》，在“末日审判”之后是“希望之言”：“如何反思并架构、推动一种新的经济学来指导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是将来之事，更是当务之急。好在基于反思精神并扬弃、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上世纪已经诞生、发展并开始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至于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开创人类经济社会预期将在下一篇章中阐述。”
“四书五经”高山景行，循环经济天佑中国，伏利先生年壮有种——对此，老夫重重地期待！
（陈嘉珉，2009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