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报载：“征求意见进入最后一天，实施方案年底前推出”。自从2005年年中中国社会爆发出“医改基本不成功”的呐喊并得到党和政府的格外关注以来，万众翘首以待的医疗卫生改革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时间表，而且在两个月后的“年底前”医改实施方案就将面世。 就目前见到的“征求意见稿”看，比较靠谱的还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一块。虽然保障水平仍然有限，但“覆盖全民”的目标是确立起来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确实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当然，也还是有人不服气，以时下比较流行的“公共物品（服务）”与“私人物品（服务）”的理论为依据，在哪里嘀咕，想争辩说“医疗”是私人物品（服务），所以不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责任。平心而论，按上述理论，将医疗问题归“私”的说法并没有错。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理论可能带有太多的“美国特色”，并不具有“普世性”。因为根据这个理论，不仅是医疗，就连养老、失业、生育、工伤……几乎大多数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地归为已由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经济风险，都是“私人物品（服务）”。伦敦经济学院的霍华德·格伦内斯特教授就说过：“虽然我们所关注的人类服务也带有一些公共产品的性质，但基本上还是私人产品。”要是根据上述理论，都不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责任，这显然与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类似的基本制度的情况是不相符的。 既然这种理论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就应该将目光转向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界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性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目标是要以社会化的保障方式来帮助全体社会成员抵御一些单纯依靠个人和家庭不能抵御的社会经济风险。 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健康问题或疾病风险是最为典型的单纯依靠个人和家庭不能抵御的社会经济风险。如果单靠个人或家庭未雨绸缪，以更多地存钱的方式来预防疾病风险，试问，存下多少钱才算“够”。恐怕没有人能够把握自己在未来的什么时候会得什么病需要花多少钱。反过来说，如果每个人都为预防疾病而最大限度地存钱，这个社会还谈得上什么消费？还谈得上什么市场？
同时，疾病风险还有一些其他社会经济风险不具备的非常“可恶”的特点：其一，其他社会经济风险都是在人生某个特定的年龄段才会出现的，惟独疾病风险是“从摇篮到坟墓”陪伴人的一生的，说来就来，随时可能发生。其二，其他社会经济风险造成的后果可能是生计中断或断绝，惟独疾病风险在让你负担大量医疗费用的同时，还既有可能中断甚至断绝你的经济来源，让你腹背受敌，无法抵御。所以，疾病始终是造成贫困的基本原因之一。 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一个社会中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往往会趋于一个常数。所以，如果每个社会成员拿出一点钱来帮助那些生病的人，就能使他们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每个社会成员在拿出一点钱的同时，也使自己获得了在可能遭遇疾病风险时得到医疗服务的资格。这就是保险理论的基本定律——“大数定律”的基本假设。 再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基本医疗服务不能“人人享有”、“覆盖全民”，就会把社会成员分为“投保者”和“非投保者”两个人群，于是就会出现非投保者的“滥用”问题。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理论叫“绿洲效应”，他把非投保者比作沙漠，而投保者则是沙漠中的绿洲，沙漠是要不断侵蚀绿洲的。以此推论，我们今天计算的医疗保险的成本是不准确的，因为“一人投保，全家吃药”在中国恐怕是一个再普遍不过的社会现象。 以上，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人人享有”、“覆盖全民”的充分必要理由，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达成社会共识，也算是2008年中国社会的一大收获。 在实际操作中，由城市职工医保、城市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搭建的医疗保障与医疗服务制度框架先把所有的城乡居民都囊括在内，这样，相关的影响因素和需求状况就一目了然了。然后，国家财政再以“补贴需方”的方式逐步加大投入，并逐渐调整三项制度参保（参合）者的待遇水平，使之趋于一致，再加上城乡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中国的新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模式呼之欲出。 2007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参保人数已经达到1.80亿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0.41亿人，两者相加为2.21亿人；大约为城镇常住人口的40%；若以户籍人口计算，则已近5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合”人数达到7.3亿人；已超过农村常住人口的90%以上；若以户籍人口计算，则达到86%。 如果以这个发展态势看，应该会在不久的未来就能完成“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全覆盖”。但是，让人疑惑的是，在医改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中却把达标的时间定在了2020年，不知是因为出于谨慎而留有充分余地，还是有其他的目的。不过要到12年以后才能被“覆盖”上的那些人（现在还不知轮到谁），确实也够倒霉的——也许，我们应该说，十二年太久，只争朝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