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先，现代中医院里的医生为了给医院创收，放弃了“简便廉验”的“望闻问切”四诊，改用西医的仪器和设备的诊断。这种诊断方法的改变一方面显著地提高了病人的诊疗费用，不必要地增加了病人和社会的医疗负担；一方面促进了中医家放弃辨证论治，采用西医的辨病施治，机械地运用中成药或者汤药。
其次，现代中医院的中医家由于要使用大量的西医仪器设备和西药，就必须精通西医药理论，而长期地依赖这些创收工具，导致他们的理论思维严重西化。西化后的中医家既不能很好地运用中医理论，也不能按着中医理论去为病人治病，这导致中医院的整体疗效水平大大地降低。
因此，西化的现代中医院使得中医所具有的“简便廉验”的特征完全丧失，不仅抬高了病人使用中医进行治疗的诊疗费用，也大大地降低了中医的临床疗效。
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在没有对中医的生存和发展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情况下，继续按着西医的发展路线来发展中医，以此希望来减轻国民的医疗负担，这样的政策和相关措施与其在方案中提出的目标无疑是南辕北辙，它不仅不能有效地利用中医的资源优势缓解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会进一步加速中医的体制化消亡。
第三章 中医的体制化改革与中国新型医疗格局的形成
因为缺少有效的非西医医疗资源，西方国家只能在由西医决定的医疗管理体制里做文章，它们不可能去调整自己国内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有着显著的医疗资源优势，那就是我们国家不仅有着从西方文化生发出来的西医，还有从中国固有文化中产生的中医。千万年以来，中医一直担负着维护中华民族肌体健康的重任，使得中华民族繁衍昌盛。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医却在西医和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强势腐蚀下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衰败。中医的日趋边缘化使得中国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医疗资源的优势，继而让中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同样的医疗困境。
目前在西医及其决定的医疗体制已经走入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我国的医改要想成功，彻底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重视中医，利用好这个优势的医疗资源，让其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中继续发挥着主要的医疗作用。因此，中国医改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医的振兴，那么我们国家应该如何去采取有效措施去振兴中医呢？这就需要对中医在近代日趋衰败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
自从民国以后，中医就从原来的民间自发状态走向由政府主导的体制化进程。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医政管理部门都要制定大量的指导方针、战略规划等众多的法规文件去指导中医的教育、管理与发展。经过近百年的体制化过程，如今的中医从教育到科研，从科研再到临床，中医的每一个环节都牢牢地处在体制化的束缚中。但中医的这个体制化过程不是从中医内部生发出来的，它完全是由国家医政管理部门照搬西医的体制化强行施加给中医的，这种外来的体制化由于不符合中医自身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严重地扭曲了中医的发展，导致中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医改的成败在中医的兴衰，而中医的兴衰却决定于中医的去西医体制化是否成功。如果我们的医政管理部门仍然按着西医的体制来约束中医，那么中医也就难以振兴。中医不能振兴，我们国家就没有可以用于替代西医的优势资源，那么我们的医政管理部门就依然会陷入西医体制的怪圈不能自拔。
因此，只有实现中医的去西医体制化，按着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来重新设计中医的教育和管理的体制，才能使中医走向良性的发展轨道。我们国家只有有了足够的中医优势资源，才能调整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实现以中医为主体、西医为辅助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新格局，才能彻底地消除由西医主导的医疗管理体制给我们带来的医疗困境和民生问题。
一、中医教育体制的改革
要实现我国现有医疗体系结构的调整目标，让中医逐渐成为国民医疗体系的主体，就必须保证中医资源能够可持续性地增殖，继而塑造出一支数量众多、技艺精湛的中医家队伍；而要想塑造一大批中医精英队伍，就必须从中医教育抓起。中医教育自从民国以后逐渐被体制化，最后实现了由国家医政管理部门完全主导的中医学院式教育体制。既然是由国家医政管理部门来主导，那么中医教育发展的成败就取决于医政管理部门指导中医教育的主导思想。然而不幸是中国医政管理部门在制定中医教育的指导方针的时候，不是充分地考察中医的发生史把握其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而是受强势的西医和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把西医教育作为中医教育的标准，不但地采用西医的教育体制来塑造中医教育，这种违背事物发生规律的做法导致了中医教育的畸形发展。
我们知道中医在古代的主要来源是民间，这是由中医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中国古代文化环境是以上古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和道家文化共同构成的，由于这些中国固有文化与中医有着共同的元理论框架和思维研究方式，这就为中医的自发产生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土壤。那些有着很深的儒家或者道家文化根基的学士一般只要愿意学习中医理论都能很快掌握中医理论，并能有效地运用于临床。他们或者自学，或者师承。纵观古代的医学史，那些众多的大家几乎都是来自于民间自发成才的。自从民国时期开始，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固有文化逐渐退出了国家意识的主体地位，并在民间逐步走向衰退和边缘化。中国固有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医只能生存在一个异质的西方科学主义文化的环境里，这就导致了中医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民间中医自发产生的环境不再，中医在民间必然要走向衰败和消亡。虽然有着国家主导的中医学院，同样是在强势的西医和科学主义的作用下走向了西化，难以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来。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繁荣，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兴开始走向了强势，这就为中医在未来的回归民间提供了文化环境，国学在民间的复兴又开始蕴育着新的民间中医的产生，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民间志士愿意自学中医就是明证。因此，随着师承中医在政策上的被扶持，未来可以形成学院教育、自学和师承教育三大中医资源来源途径。那么我们的中医教育体制改革就是要从这三个中医资源来源途径入手，保证这三个途径能够提供大量合格的中医人才来，继而保证中医资源的的可持续更新和增殖。
那么我们的中医教育体制该如何改革呢？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纵向的中医学院教育改革，主要是中医学生学习内容、教材和临床实习方式的改革；一个是横向的中医来源途径的改革，即打破学院教育的垄断，从政策上扶持中医自学和师承人员，保证这条生发渠道的通畅。
在中医教育的纵向改革上，主要是针对中医学院教育进行的。由于中医学院教育是效仿西医的院校式规模化教育而建成的，其教材的形式和课程的设计都已经严重西化，西化的学院教育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因此，我们需要破除那些效仿西医而违背中医自身发生规律的教育体制内容，从教材的编制、学习课程的设计和实习教育的形式上进行改革。首先，要在教育初期培养起中医学生的古文功底，让他们在强化古文训练的同时，也强化中医理论思维；其次，就是让他们接受中国古代经典的强化教育，废除那些较多的西医课程；然后，强化中医经典教育，并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建立其师承式的导师制。广大中医院校只有按着中医的文化特征和自身的发生规律来培养人才，才能保证培养出大批合格的人才来。
在中医教育的横向改革上，要充分认识到自学和师承两种传统方式对中医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零成本投资的教育优势。开辟民间中医人士自考的渠道，给他们接受学院教育的机会；鼓励社会上的更多人士去学习和实践中医理论，同时将其有效地纳入民间中医的管理机制中，让其接受政府的有效监督；鼓励那些民间中医收授徒弟，完善这方面的管理法规，保证师承有效有序地进行。我们只有从国家政策上鼓励和允许民间人士自学中医和实践中医理论，才能进一步引导更多的人士去学习中医。我们需要遵循中医文化特征和其发生规律，形成学院教育、自学和师承三种途径共同向社会输送越来越多的合格的中医人才，继而壮大中医队伍。
二、中医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医资源源于教育，成于管理，用于临床。从教育到临床，这条资源的生发途径如果不通畅，那么再多的中医人才被培养出来，都会被管理体制给消灭掉，而不能在临床上发挥应有的效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院校建了几十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医学生被投向社会，可是社会上有用的中医资源却日益枯竭。我们知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与中医学院式教育的西化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中医管理体制的西化。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化的中医管理体制就像一把利刃正在消灭有效的中医资源。
首先，国家医政管理部门效仿民国时期通过的由余岩提出的《废止中医案》中对中医从业人员的限制，利用《执业医师法》所设定的条件把大量的民间中医阻止在中医队伍的大门之外，让这部分自发产生的中医资源不能充分发挥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继而导致了大量民间中医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执业医师法》在消灭既有的民间中医资源的同时，也堵死了民间中医自学和师承的途径，使得民间中医资源不能可持续地更新和增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