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些专家和官员的忽悠下,“晚退”问题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出这个已经数次被公众舆论否定了的老话题,不说是“故意添乱”,至少可以说是“毋识做”吧。
20世纪90年代以后,推迟退休年龄确实成为国际上的一股潮流。在90年代,当时经合组织24个国家中,就有澳大利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葡萄牙、土耳其等7个国家调整了退休年龄,其中大多是将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都调整到65岁,但爱尔兰是男女均为66岁,澳大利亚是女性63岁,意大利是女性60岁。只有土耳其的调整是个例外,1991年是男55、女50,1994年是男60、女55,但到1998年又恢复到男55、女50。当时,经合组织国家为什么纷纷调整退休年龄,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劳动力,而不是因为养老金发放有困难。土耳其一开始也跟风,后来发现他们并不缺乏劳动力,于是又恢复到原来的年限。 中国为什么要推迟退休年龄,记者转述了有关专家的意见:“‘晚退’方案的提出,根本动因是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金缺口增大,‘晚退’可以延迟社会保障福利支付,减轻社会负担。”千万要注意:这个“根本动因”与经合组织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不要忽悠“符合国际惯例”。 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肯定也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年年都在念叨“不乐观”的就业形势,眼下可能更不乐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都在传来企业破产倒闭的消息,同时,打工者工资水平也有所下降。对于大学生就业,各方都用“形势严峻”、“就业寒流再度降温”、“大学生最痛”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如果光考虑要解决“养老保险面临的难题”而推迟退休年龄,实际上肯定会减少工作岗位。 推迟退休年龄会减少多少就业岗位?从下面这段话中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数量上的印象:“从劳动力的需求看,按照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900万个就业岗位,加上补充自然减员,可安排就业1200万人左右”。可以琢磨一下,什么叫“自然减员”,主要指的不就是“退休”吗?所以说,如果延迟退休年龄,减少的就业岗位至少在300万个左右,占每年可提供的就业岗位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对比2007年公报披露的数字:参保离退休人员495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19万人。所以,以上的计算应该是可信的。由此可见,“社会各界忧心‘晚退霸岗’顾此失彼”,是有充足理由的。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2007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3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年的“4050”人员,而且女性居多。十年前(1998—1999年)的“50”人员今年正好60岁,“40”人员则为50岁。这些人好不容易盼到可以或马上可以领取养老金了,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确保”的政策,比起他们现在正在领取的其他什么名目,养老金都要稳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金额更多。一旦延长退休年龄,他们又得苦捱几年乃至十几年,这可是个绝对不容掉以轻心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媒体报道九成意见反对“晚退”,道理充分得不能再充分。现在60甚至65岁的老年人,确实大多数在生理上、心理上都还健康。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脑力劳动者,不要说干到65岁,就是干到70岁都不在话下。而实际上,现在很多大学和科研单位,在教授和研究员们接近60岁时,再带一个研究生,所以大多都到63岁左右退休。公务员中,副厅局级以上的女性官员,也已经是60岁退休。如果到55岁尚不能达到这样的级别,退休了也应该。这其实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像这样水准的人实在太多,考虑到“长江后浪”,“前浪”也许谦让出岗位来更符合我们的民族传统。 本来“晚退”问题的讨论,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或者是“政策研究”的问题,但社会政策总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思考相关的社会脉络,绝不能一厢情愿。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这个问题实在有扰乱社会心理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