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免检是指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产品免于政府部门实施的质量监督检查的活动。2000年3月14日，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定了《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2001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成立后对原《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以国家质检总局令第9号的形式重新发布，该文件第一条就指出，免检设立的依据是质量法和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十六条规定，实行免检制度。对产品质量长期稳定、市场占有率高、企业标准达到或严于国家有关标准的，以及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抽查合格的产品，可确定为免检产品。列为免检产品的目录由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确定，定期向社会公告，并使用免检标志。如果一家企业某种产品获得了免检资格后，在免检有效期内，一是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在内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二是在全国各个省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三是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
国家免检制度启示录
国家免检制度的功过是非
国家质检总局自2000年开始实施产品质量国家免检制度，免检制度实施8年来，共有5505家企业的196类产品获得国家免检资格，涉及日用消费品、食品、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建筑工程材料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各个行业，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统计，2002年至2005年，全国免检产品企业的产量、产值、销售额、利税额、市场占有率、出口额分别年均增长26%、34%、38%、56%、21%和214%。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迄今为止，陆续有12家太阳能企业获得“国家免检”。
内拉外推国家免检制度之功
产品要想获得国家免检资格，并不容易，按规定必须质量长期稳定、市场占有率高、企业标准达到或严于国家有关标准，而且要经过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抽查合格。因其难，才愈显其价值，正因为如此，企业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把国家免检当作是一种荣誉。
国家免检制度的出台，初衷是善意的，是想为企业创造了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使这些大企业能够集中精力抓质量管理和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竞争力。
实施初期，国家免检制度也确实起到了扶优扶强的作用，也确实刺激了企业的技术改造更新。许多企业以免检为契机，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企业整体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骨干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也加速了行业的发展和成熟，带动全行业企业走质量效益型之路，增强了全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获得免检资格后，85.7%的企业销售额出现增长，平均较上年度销售额增长38.6%；79%的企业年利润较有所增长，平均年增长达到38.4%；获得免检资格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利润的大幅增长，也带来了上缴国家税收的大幅增长，平均较上年度增长81.8%；获得免检后，外向型企业出口创汇出现大幅增长，平均年增长达135%。如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彩色电视机获得免检后年产量由215万台增加到332万台，出口额则由1349万美元猛增至3541万美元，年增长达260%。
客观地说，国家免检制度早期在引导消费、拉动内需、推动出口方面功不可没，国家免检制度早期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实现产业升级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国家免检制度自始至终都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那么对于促进企业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维护企业良好信誉应该能够继续发挥自身的引导及监督作用；反之，制度如果成为了一种摆设，制度一套、执行一套，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发挥好作用、产生好效果，甚至比没有制度更坏。
饮鸩止渴国家免检制度之过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
从三鹿奶粉中我们认识了三聚氰胺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知识的全面普及。我国食品行业“国家免检据统计，1489家企业获得免检资格后”纷纷落马的事件告诉人们，国家免检制度走到今天，弊已经远远大于利。
如今的“国家免检产品”称号，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荣誉，对于企业而言，更意味着是一把“尚方宝剑”。企业削尖了脑袋往“国家免检产品”里钻，不单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追逐这荣誉背后的利益。许多企业的产品获得免检后质量价格比提高，并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这是市场的事实。“国家免检产品”称号的获取，在外，能够帮助企业轻易分割市场中最大的那块蛋糕；于内，还能使企业减低成本，节约一大笔检查费用。例如海尔集团每年可减少检查费用支出400万元，江苏森达集团每年可减少检查费用支出200万元。据统计，1489家企业获得免检资格后，每年减少检验费用支出总计达一亿元，平均每家企业减少检验费用支出达6.8万元。
如此一来，长痛不如短痛，“精明”的企业不是先从自身的质量着手改善，而是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作公关，千方百计往“国家免检产品”的阵营里钻。久而久之，“国家免检”就成了一间空屋，只要有企业愿意掏房租，企业就可以入住进来，国家免检实际上已经异化成一条从企业、地方、协会、总局的利益链条。于是，消费者只听得“国家免检产品”你追我赶地涌现，却鲜见有哪家“国家免检产品”被取消资格。
质量法明确规定，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
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监督检查，本是质检部门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而质检总局将法律赋予部门的“抽检”职责变成“免检”，如其说是行政不作为，不如说是行政乱作为。国家职能部门“免”了自己法定的职责，企业自然也“免”了内部自检自查的质检程序。一个不自律的企业遭遇一个乱作为的职能部门，其结果可想而知。
质检部门现在最紧迫的工作是查清为什么国家免检制度在执行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如果出了问题就将责任推向制度，就停止执行某项制度，那么，还有什么制度可执行呢？
三鹿奶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三鹿奶粉造成如此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但现在不仅是三鹿集团的婴儿奶粉验出有三聚氰安，国家质检总局于9月16日晚通报：对109家奶粉生产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共检验了491批次的产品，其中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了三聚氰胺，伊利、蒙牛、光明这些我们耳闻能详的国内大型乳制品名牌生产企业都有问题，而且它们竟然都是国家免检产品。
国家质监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
冀纯堂辞去石家庄市长职务
三鹿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刑拘
石家庄分管农业副市长被免职
中国实施达8年的免检制度废止
国家卫生部已将事件有关情况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及有关国家通报。9月24日晚，应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莱维特要求，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与其举行了电话会议，就婴幼儿配方奶粉污染事件与美方交换了意见。美国《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美联社以及英国路透社等媒体都报道了相关新闻，而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11日更是发出警告说，某些来自中国的奶粉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FDA官员建议，消费者如果看见有来自中国的婴儿奶粉，不要去购买，不要食用。
受问题奶粉事件影响，台当局“卫生署长”林芳郁9月25日表示，已向“行政院长”请辞以示负责；
中国农业部发布消息说，由于三鹿奶粉的问题，河北奶农遭受严重的损失，每天都在倒奶。据初步统计，从九月十四日到十六日，河北全省损失生鲜奶五千九百三十六吨，平均三千元人民币一吨的牛奶，除少量以二百元一吨贱卖外，绝大多数都被奶农忍痛无奈地倒掉。目前，这种情况还在发展蔓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18日，某大型超市的 22种“问题奶粉”已全部下架，货架上摆放着的是多美兹、雅培、澳优、美赞臣等进口品牌奶粉。来超市购买奶粉的家长大部分都选择了进口奶粉，国产品牌奶粉销量比以前有所下降；许多广州市民争相赴港抢购洋品牌奶粉，记者从边检部门获悉，目前每天过关前往香港购买奶粉的旅客由原来的十多人迅速增加到近百人，增长了近十倍……
从这些新闻中，我们不难看出，三鹿之祸不仅已经成为中国乳制品行业之伤，更是已经成为“国誉之伤”。当举国上下用北京奥运会彰显一个民族的崛起之际，当国际社会将目光一齐聚焦于“神七”发射的时候，“三鹿之祸”所暴露出来的“中国质量”问题，不但让中国社会感到愤怒，其“国誉之伤”的背后，也势必会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安全信心，也势必会影响“中国制造”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地位和谈判筹码，削弱 “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际社会对中国“三鹿之祸”的关注程度来看， “国誉之伤”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扩大。
老调重弹行业洗牌能洗掉谁？
洗牌，意味着市场格局的重构；行业的成熟，同样也意味着优胜劣汰。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各行各业关于洗牌的呼声不断，人人都希望通过洗牌，将别人沉下去使自己浮出来。但呼来喊去，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以至于“洗牌”二字在许多行业之内一直停留在名词阶段，并无真正的大动静，很多企业反而如雨后春笋一般拱出地面，那些没有注册的地下作坊更是不计其数。
在这种背景之下，注册在案的企业，其心情好比是明媒正取的大太太被小妾瓜分了家产。坦率地说，如今的大太太，当年大多也是从小妾转正过来的，所谓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现在的大太太必须用一切手段来捍卫她们的即得利益，她们绝对不能容忍自己辛苦操持起来的一份家业与旁人分享。
然而这牌能够洗动，还得靠数据说话。
在家电业，2007年上半年，中国家用电器行业累计销售产值达2915.01亿元，其中的佼佼者海尔集团2007年营业收入就约达1175亿元；在乳业，2005年中国乳业总产值就有约800亿元，目前奶加工企业有1500余家，其中年销售额达500万元的有300多家，销售额上亿元的有12家，蒙牛2007年的销售产值就超过200亿元，外资占中国乳业产值的40%；在太阳能行业，2007年年产量达2300万m2，销售总额320亿元人民币，其中皇明太阳能集团年销售额约16亿，目前，中国太阳能热水器产业前25强企业仅占35%的市场份额……将中国各行各业这些数字罗列在一起，我们会很清晰地认识到，行业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大企业还不多，现在大部分企业都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中国幅员广阔，老百姓贫富悬殊显著，这种客观因素的存在，注定了我们的太阳能市场至少在未来的十年内仍然还是太太太和小妾共伺一夫的局面，不管是明争暗斗也好，不管是同床异梦也好，她们都不得不面对这尴尬的现实，与狼共舞。
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使“洗牌”的话题又在业内风传，有的老总揣测，国家免检制度的废除，将延缓行业的洗牌进程；有的老总又说，国家免检制度的废除，将加快行业的洗牌进程。到底是洗还是不洗？洗的到底是快还是慢？谁会被谁洗掉？中国企业面临着一种危机感。
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有一句名言：要做一个伟大的企业，对待成功永远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中国奶粉业的全盘滑坡，不能不令其他行业警醒，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做企业，创品牌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抢钱，则坑蒙拐骗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当你投身到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必须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你若要品牌，又何必成日虎视眈眈那些抢劫者？是的，抢劫者看起来是比你过的惬意，低成本，高回报，灯红酒绿的。你不必眼红，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久犯必抓，抢劫者是在用眼前的挥霍预支他明天的生命。你是愿意将一个牌匾传给你的子孙，还是愿意像他这样搂着钱醉生梦死？
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8年，当笔者在琳琅满目的商业街上，看见“胡庆余堂”这块招牌时，笔者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周身的血液在燃烧，每个企业家都应该站到这块百年老招牌之下，问自己：我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百年企业吗？
不是谁洗掉谁的问题，企业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自己，企业只有从自身的藩篱之中突围出来，不断地超越自己，才能一次次地获得新生。当一个企业在行业中消失的时候，必定是他自身的肌体出现了溃烂，天作孽，尤可及；自作孽，不可活。企业须抛开外界的干扰，沉下心去练自己的内功，自己强一分，别人自然就弱一分，如此一来，杀人何须企业见血？
狗头铡原本就应该由国家执法部门去掌控。
国家免检制度革了谁的命？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变革必须革命，人类的文明背后，向来都是血迹斑斑，我们在先烈们用热血浇灌的沃土上徜徉的同时，说不准什么时候自己的眼睛里也会淌下血泪滴落在这片土地上，孙志刚的死换来暂住证制度的取消，孩子们的肾换来免检制度的取消，中国人素来有以死请命、以死抗争的传统，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当一个制度的废除竟要以数千名孩子赢弱的肉身为代价时，我们还是无法不义愤。
这就不能不令所有的人疑惑：它们之前的“国家免检产品”称号是如何拿到的? 国家相关部门又是凭什么授予它们“国家免检产品”称号? 我们还能够相信“国家免检产品”这个金字招牌吗？国家免检制度，暴露出了立法之中的哪些问题？
谁在出卖政府的公信力？
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制度，有利于保证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建立相互制约的论证机制，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1989年深圳市政府为了调整教育收费召开全国第一个行政听政会，199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立法前应当广泛听取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政会等多种形式。这一规定意味着立法听政程序的确立；2003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行为纳入听政范围。
所谓听政制度，不仅要听更要问，群众是问政的主体，官员是受政的客体，群众有权利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质问，官员有义务就群众的质问进行答复，两者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尽管目前我国的听政会大多流于形式，但有听证会肯定是一个进步，比没有好，譬如圆明园人工湖的听证会，CCTV现场直播，教授们慷慨直言，圆明园的主任坐不住了中途退场，被CCTV记者一路追问，窘迫异常。圆明园人工湖的工程在全国舆论的抨击下停工。
国家免检制度的出台在我国听政制度实施之先，源自2000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的一次例行局务会议，因为缺乏公众意见的参与，该制度先天性就缺钙，仔细推敲起来，便能听到空洞的回音。
试问一声，两种同类产品同时上架销售，其一标注着“国家免检产品”，其二没有，消费者会选购哪种产品？一定是国家免检产品。政府的公信力给消费者的心理提供了安全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给产品贴上“国家免检”标志，实质是利用政府的公信力为企业产品做广告和担保，而所谓的产品质量免检，就是变相地向社会推荐产品。这种利用手中的权力参与市场的行为，其最终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和政府的信用。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5条明确规定：“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以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不得以对产品进行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
此外，笔者认为，质检部门与监督部门宜独立分开，前者只是一个技术部门，只提供技术上的检测结果，产品质量检测不过关，要打要罚是后者的职责，职能部门和行政部门不能一肩挑。同时，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滋生腐败，近些年来包括部分免检产品质量事故的不断爆出,尤其是此次质检总局检查发现22家含有三聚氰胺奶粉中有不少是免检产品的事实,将免检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 听证制度实际上是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建立起决策部门、申请方与利益相关人共同参与论证、相互制约的机制。
用什么拯救企业的诚信？
“民不告，官不究。”这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在中国自古就有。中国的很多事情发炎化脓了不算，非得等到脓包穿孔才能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得到解决。
《免检办法》规定，用户、消费者有权对免检产品进行社会监督。当免检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用户、消费者可以向生产企业所在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诉和举报。
殊不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之下，消费者的处境是被动的，属于弱势群体，即使产品存在某方面的质量问题与安全缺陷，消费者通常多是不明就里，尤其那些隐性的危害，消费者更是无法知情。
谁主张，谁举证。民事诉讼中提出了权利主张的当事人应就此提出证据的原则。三聚氰胺里含氮，检测蛋白质的方法都是通过检测里面的氮来推算蛋白质……类似这样专业的知识，一般老百姓都不了解，即使了解，也不敢想象会有不法商家为了掩盖食品原料质量方面的缺陷，牟取暴利，向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
所以，政府职能部门和行政部门不能占着位置却撒着两手听之任之，不能坐在大堂之上等到出了人命才来断案，此次三鹿奶粉事件固然是企业的问题，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政府监管不力的疲软状态。所以，辞职也好，免职也罢，都是咎由自取，一点都不冤枉。
另外，处罚软弱也是导致近年来质量事故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一次类似这样的质量事故就足以令业主倾家荡产。法国的打假以经济重罚为主要特色，对制假售假者最高处罚是罚款100万法郎（约20万美元）和2年徒刑；美国《商标保护法》规定，故意从事商品与服务制假售假活动，将被处以最高10年入狱的刑事处罚与或最高每人200万美元与集体500万美元的罚款，重犯者将被处以最高10年入狱的刑事处罚和或个人50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制定的假冒罚款额度，可以将制假售假者一直罚到破产，因此对当地制假售假有很大的震慑力。
而按我国的法规规定，免检产品在有效期内发生质量事故，也只是视情节责令生产企业限期整改、停止使用免检标志、收回免检证书、予以公告，并依法追究企业的产品质量责任。显然，这些处罚措施，与免检产品在市场上所收获的利益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行业门槛的标准如何界定？
13亿人口的中国，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两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没有人不为之心动。中国已经是一个商海，就拿温州来说吧，温州现有800万人口，其中160万人在外做生意，年销售收入达1600亿元。
可想而知，中国这个市场有多大。在蜂拥而起的形势下，为了维护市场，使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行业标准就显得非常重要。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行业就应该有一个行当的标准。这个标准可以视为入市的第一道门槛。
所谓行业标准，是指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标准。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其他各级标准不得与之相抵触。行业标准是对国家标准的补充，只能是专业性、技术性的细化。
在制定标准过程中，仍然存在基准选择的问题。一般来说，法律保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大多数人”具体到国家标准上，就有两层涵义：一层是消费者，另一层是企业。国家标准定得过高，消费者的利益固然得到了满足，但必定会限制大多数企业的发展；国家标准定得过低，入行的企业必定会大增，但消费者的利益又得不到保障。难道就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吗？有的。国家标准的制定，其实不存在高或低的问题，就拿太阳能热水器来说吧，太阳能热水器目前最普遍的功能应用，不过就是热水洗浴，只要国家标准能够满足消费者安全洗浴的需求，就都是好标准。“安全洗浴”之外的任何高标准，笔者都视为“虚高”。企业首先需要为消费者提供的是“合格”的产品，国家标准需要保证的是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合格”的产品。在“合格”的基础上，“格调”的高或低与国家标准无关。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目前的一些行业标准总有其不完善之处，存在一些疏漏的地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早已规模化，标准化，但和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德国，零配件的标准是统一的，你可以不考虑牌子方面的因素，随意买到相同的零配件进行替换使用。
研究和制订行业标准的专家学者们，应该对现实生活中的“适用标准”及“标准差异”问题予以重视，制订和完善行业标准，这样既方便了消费者的使用，也杜绝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这将具有深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总统是靠不住的
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而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世界知名的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如是说。产品是人做的，又服务于人，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性之中，有善，也有恶，因此完全依赖人性之中的善去抑制人性之中的恶是不可靠的，我们更需要借助法治。
名牌产品不会存在质量与安全问题，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假想，我们在预防和处理不规范的人和事上，不是从技术的角度去设计、健全一套完善的机制，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而总是寄希望于人人“性本善”，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和自觉自律。但经验告诉我们，企业的自律永远是靠不住的，否则质检部门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更何况，即使不是企业主观故意，也完全可能在客观上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所以，对部分企业实施免检制度，只能意味着质监部门放弃或减弱了对消费者利益的维护。而将消费者利益作为奖励企业的筹码，已经背离了质检部门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显然是十分不妥的。
林达在所著的《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几千年的东方文明迥然不同的西式思维。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我们可以在监督制约机制上下功夫，通过机制保障对不可靠行为的监督和控制，通过“平衡和制约”去实施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免检制度将成千上万的生命安全托付与企业的自律，从理论上说，名牌产品为维护自身品牌声誉，会为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提供系统的检测手段及措施，但逐利毕竟是资本与企业的本性，为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难免会通过降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障以节约生产成本,难免会以牺牲消费者与社会利益为代价片面追求企业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包括名牌产品在内企业的自觉性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唯有完善而有力的检查与监管制度。
建立在对名牌产品生产者“无限信任”基础上的免检制度,很大程度上奉行的却是一种“宁纵勿枉”的思路,这无疑是与食品质量与安全对于公众生命健康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公众对于政府部门的期待与要求以及法律对于政府的职责要求不相符合的。这次毒奶粉事件，令中国生产企业的良心破产。中国企业的信誉，在国际上再一次严重的打击。“中国制造”这个品牌再度蒙羞。但只希望的企业信誉，不会像雷曼兄弟那样破产。
每条生命都是宝贵的，请不要每次出了事故后，才大规模清查，查处了，又不断重犯上次的错。这样亡羊补牢有何意义？不希望每次的教训都是用别人的生命换取的。在孙志刚的墓碑上，还有着这样两段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启示与借鉴
质量无小事
很多人都认为，产品质量只是与生产有关，与其他环节毫无关系，这种孤立地思考问题的方式是非常有害的。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能造成产品质量问题。产品质量不是某个人，某个车间、也不是某家企业的事情，而是与行业之中的每家企业，与企业里的每一位员工，甚至和企业上、下游的客户都有关，从原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到仓库储存、市场售后服务，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岗位对产品质量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过你的岗位生产的产品代表的是企业的质量，它不仅代表着你所在企业的形象，它还代表企业一系列产品的质量。行业内或许都存在某些潜规则，但这些潜规则不足以成为行业的保护伞，即使是行业共性的事情，如果违反社会道德，也不要跟随行业“一哄而上”。当年的“冠生园”、“三株”事件，已经向我们证明，无论一个企业多大，多强，如果丧失社会良知终究是被市场淘汰掉。而且三鹿奶粉事件也已经向我们提出警示，一家企业的倒下，可能会造成整个行业的集体崩盘。
杂牌低劣产品危害更需防范
多数是杂牌或作坊式企业，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都无法保证，但是凭借远低于品牌产品的价格，杂牌产品往往更受消费者青睐，导致这些产品甚至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为了保证低价格，必然在产品质量上大打折扣：于是一些杂牌厂商就在产品生产加工上动起了歪脑筋，质量隐患由此产生。这给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很多隐忧。
消费者需要低价合格的产品，不是低价劣质的产品。企业首先应该引导消费者树立健康安全的消费观念，加强产品质量的自检自查，而不是一味迎合消费者贪图便宜的心理，一味追求低价格。否则，企业将把自己拖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既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危机公关：从危机中发现契机
由于企业的管理不善、同行竞争甚至遭遇恶意破坏或者是外界特殊事件的影响，而给企业或品牌带来危机，企业针对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自救行动，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形象，就是危机公关。在一个资讯发达的现代商业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比坏消息的传播与扩展更加迅速了。2008年初，从“艳照门”事件到我国南方大范围冰雪灾害、中国出口日本的毒饺子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危机事件当头时，企业该怎么办？有的企业就此倒下，而有的企业利用危机的轰动效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危机公关策略，转危为安，从“危机”嬗变到新的发展“契机”。企业应当居安思危，建立一系列预警和紧急应对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对危机事件最重要是企业须快速反应；错误既然已经发生，关键在于企业的态度；当企业遇到危机时，高明企业不是选择回避，而是要重新寻求真正与媒体合作的共赢之路。 处理危机是艺术和技术的完美结合。处置得当能增强团队责任感和凝聚力，甚至把危机变成契机。
编者按：
三鹿奶粉事件，不仅导致了中国乳业的集体崩盘，还导致了国家免检制度的废除，动静委实不小。但三鹿奶粉事件，是国家免检制度造成了吗？如果依此种方式处理问题，中国还剩多少制度可以执行？制度制定的初衷是好的，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制度出了问题，而是人出了问题。此次事件再次验证了一句话：你拿他当神，他却要扮鬼吓人。在中国制造充斥全球每一个角落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制造者们，都将面临着全世界的拷问：你的产品含有“三聚氰胺”吗？你到底是神还是鬼？
我们应该从三鹿奶粉事件中得以警醒，但我们不必因三鹿奶粉事件而悲观，正如总理温家宝所说的，中国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回顾欧美发达国家的“兴家”史，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我们所经历的正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他们已经走过去了，中国也会走过去，中国企业也会从“淘金阶段”逐步走到“品牌铸造”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