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12日余秋雨用一篇《感谢灾区朋友》来间接回应由其《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引起的网络言论反弹。
余秋雨的开场白是：“这两天收到很多来自灾区的信息，得知一些救援队的朋友把我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及时地向有关帐篷作了转达，效果很好。我不知道这两天余秋雨究竟收到多少来自灾区的信息，并从这些信息中得知其《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效果很好的。因为，给出这样的结论，要用余秋雨收到信息并反映效果的人数占因痛失儿女，肝肠寸断的学生家长数量比例来说明，否则人们就有权怀疑其在用小概率来说明事件整体，同时也说明余秋雨对科学的无知。而余秋雨通过自己博客转帖《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说，“这次抗震救灾似乎还缺少一个精神引导的高位，这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出现”。这种借别人的口，俨然把自己描述为民族灾难中的精神领袖的做法，则更说明余秋雨的无良。
余秋雨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我从海外电视报道中仔细看了，请愿内容是要求追究建筑质量低劣的承包商和责任者，请愿对象是政府。按常例，“请愿”是针对被政府拒绝的事情所进行的，但这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已明确表示，要对低劣建筑的责任者进行法律追究，这就使请愿失去了方向。”说实在的，因为没有看海外电视报道的殊遇，灾民请愿的具体指向，自然也只有通过余秋雨透露出来的信息才清楚请愿者的目的。余秋雨字里行间要说明的是，在民意与政府意愿同一的条件下，这种正当的民意显得多余。但建筑工程的豆腐渣工程从1998年洪灾就被当时朱容基总理斥责至今，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我没有余秋雨所说的"常例"知识。但知道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表达、执行民意的重要载体。这次大地震后举国同悲，华夏大地一支支蜡烛在晚风中为哀悼亡灵凄凉的摇曳，难道这一切在余秋雨看来也觉得多余？，
我以为，同舟共济，共赴国难，是这次抗震的主旋律。让民众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让承载巨大伤痛的灾区老百姓，能够传达出对豆腐渣工程怒气，让政府和和民众共同对豆腐渣工程的制造者形成人神共愤，天地同殊，使腐败者无处遁形的良好社会环境，这何需余秋雨“循循善诱地劝告”不可前行。何况余秋雨未历失亲丧子之痛，又有什么权力来劝告比你承受更多痛苦的民众。如果有一天你的亲人不幸辞世,伤痛中偏偏有人劝告你这些悲痛对死者都是多余,你又会作何感受？总不至于会对劝阻者感激流涕。而你却为己之所不为，希冀于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感谢灾区朋友》两篇文章，剑指汶川地震数十万灾民，化责任于无形。
何况余秋雨《感谢灾区朋友》中也提出，一，“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二，“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其实，这也是在向政府进行的另一种形式请愿，我不知道余秋雨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如何会赋予自己和灾区民众两种完全不同权力。
余秋雨在《感谢灾区朋友》还表达，“劝告非常艰难，因为被劝告的对象刚刚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他们的很多权利还没有获得，他们的情感行为非常值得同情，这就会使劝告者显得“不仁不义”。让人奇怪的是，余秋雨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才说，“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同时还说：“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到现在为什么又变成了“被劝告的对象刚刚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他们的很多权利还没有获得，他们的情感行为非常值得同情”？仔细读读《感谢灾区朋友》才发现，余秋雨这段话的落脚处点：“大灾中的理性劝告，也需要不小的勇敢。”显然，这里余秋雨是要用灾民的苦难，塑造出自己敢于面对非理性态度的理性勇气。
但“理性”不能滥用。就象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女的倾国倾城,男的才俊双佳，这时如果男的非要理性的去思索女方20年后人老珠黄是什么模样,女方也采用理性的思维去设想男方万一出现脑殘是什么结果,这种思考的结果自然只能给对方造成伤害。可见在现实生活中,理性未必就是好东西。余秋雨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和《感谢灾区朋友》中祭起起理性主义的大旗，在美好将来的前景式描述中，挥动起文化暴力的利器。其实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文化暴力的演进路径,都是用一个理性的宏大理想式远景，来冲淡施暴者当下的残酷。如日本人用"大东亚共同繁荣"来实施对别国的侵略和侮辱,贪腐者也会给自己找到许多十分漂亮的借口。因此，在我看来，余秋雨两篇文章的共同指向，都在用大地震中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染红自己华夏第一文化人的顶子。 但余秋雨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低估了受众，低估了他所依赖的衣食父母的智慧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