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关键词：“寄生虫”效应 两个引擎 经济危机 贸易保护
一、企业运营的寄生虫效应：
资本之于实体经济，政府之于民间，员工之于企业都如马车与马的关系，或者是正常行驶不缺油状态下的乘客与列车之间的关系，姑且将其称为“寄生虫”效应。
虽然通常我们仅仅看到企业的创业者或者运营者。但政治者、资本者与从业者等这些经济所涉及的主要因素都以合伙人的身份介入产业创造财富的过程中的，所不同的仅仅是所投入的主要入股的因素不同。
比如其中政治者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以政策和舆论环境为入股因素；资本者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资金作为入股因素；而每个从业者则是以劳动时间、经验等方面的因素入股，所有的股权与利益回报都要看企业运营者。
在财富被创造了之后，就是重新分配归属权的时候：就业者得到的是工资，改善生活品质所需要的财富；资本在民间与政府之间迅速流动，取得利益的主要首选形式是固定回报。政府得到的是由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以及消极的财政政策（加息与增税）所充盈的国库。
由于有了政策与资本的支撑，怀揣创富的梦想的人逐渐热血沸腾甚至“有恃无恐”。在大家都在热血沸腾地通过创业实现梦想，通过就业而拉动消费的时候，政府从这种繁荣中得到自己的那一份。资本得到稳定的固定回报，躺在实体经济的快车上睡大觉；同时员工也不用太担心表现不好而被炒鱿鱼的危险，即使出现企业之间的并购，那些都是换了东家的事情，而且那也是一夜暴富的机会。加之在经济构成中，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那同样是依附于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这样的实体经济之上的。
因此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家是承载这一切压力的支柱，所有人都把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那些奉行现代服务业的人，仅仅看到了服务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而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因素，他们仅仅是零合游戏，而不会最终给社会带来增值——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现代服务业的大厦再壮观，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
企业家们之所以依然在奔跑，是因为他们怀揣梦想，并感性地认为那些因素都是在善意地帮助自己的天使，而不是要从自己身上割肉而食的魔鬼。
但问题是：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当他们感觉自己跑累了，梦想支撑的力度逐渐萎缩，逐渐开始理性思考的时候，他们就会感觉并不是他们在帮自己实现梦想，而是自己在帮他们创造财富，就会去计算成本与收益是否让自己内心平衡的问题。
二、经济危机的爆发：
任何发展都是两个引擎轮动效应，民间与政府、资本与市场、企业与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是这两个轮流启动的引擎。
在企业家们的思维尚属感性的时候，对资本的提供者是来者不拒的，他们总是想拿别人的钱做到尽可能大，直到发现规模已经大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对员工也是尽可能多地招募，即使最终的结果是人浮于事，成为尾大不掉的累赘，并磨刀霍霍地开始执行裁员瘦身计划的程度；对应缴纳的税款也是尽量不去拖欠，企业家默默地为政府分担压力，贡献着自己创造的财富，直到他们感觉那已经成为难以承受的拖累，而要打破那种枷锁的程度。
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民间的意愿变贪婪与恐惧的混合情绪。因为贪婪所以会呈现出需求旺盛的假象，需求旺盛带动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上涨，消费意愿旺盛，推动投资欲望的涌动。贪婪是由于有占便宜的心理在支撑，同时恐惧也伴随着贪婪程度在逐渐加深。
在这对供需关系的同步提升的时候，政府执行的往往是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以及消极的财政政策，那就是加息与增税，表现在社会经济管理上就是资本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格在水涨船高。政府在企业所使用资本的利得以及个人劳动所得中的“抽头”就多了。国库由于这种财政和货币政策而充实了。
在实体经济依然有体力、有意愿跑的时候，政府几乎是不需要开动印钞机的。
当企业家们逐渐理性，就意味着以上那种平衡要被打破了。——由此经济危机爆发了！
三、经济危机爆发的衍生效应：
经济危机爆发了，平衡被打破了。
首先是企业裁员，越来越多的员工在为下一个月是否依然可以如数得到以往的工资而担忧，贪婪就会变成恐惧，所以会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所体现的是消费意愿逐渐趋于理性直至保守，CPI逐渐下行，由此造成库存积压，工厂关闭、员工面临裁员降薪，能源消耗逐渐降低，耗电量、石油需求等经济拉动力量在减弱，这些因素导致经济泡沫逐渐破灭。
当政治者发现“堪当重任”的企业家越来越少，加息与增税已经不再能够给自己带来收益，实际的收益恰恰相反降低了，甚至到处都在不法经营甚至偷税漏税的时候，就开始加强监管，并收紧舆论的“宽容空间”，以保证自己的权威性。
当资本者发现企业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或者是以破产等方式去逃脱应该支付的资金使用费用，资本者感觉自己的投入已经成为相当危险的事情的时候，因此，就希望从单纯的财务投资转变成为战略投资，就是说不仅管财务方面的事情，而且是业务层面的事情，他们不仅关心要花多少钱，而且要尽量跟别人讨价还价，花更少的钱，他们要在董事会中占据更多的话语权，甚至把现有的执行团队剔除出局，这体现在资本手法上就是从固定回报转变成为参股、兼并或者是控股权收购，也有部分是整体性收购。
资本者的思维方式是理性而保守的，他们是宁愿错过也不去错的。
由此，企业在人员、设备、办公场地、采购的物料等等都在被精简，由此就有了更多的“二手货”出现在供应市场中，对新增市场造成冲击。比如人才方面，二手人才具有成本高、经验丰富、动力不足等特点，这就推动了猎头行业的发展，而相比于“一手人才市场”却是不小的冲击；二手“设备”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至少二手设备虽然让人的新鲜感折扣，但同时也拥有价格上的优势；二手办公场地也具有环境和配套相对成熟，价格相对低廉等特点。
从供求关系角度看，在降低新增供应需求的基础上，二手货也在经受冲击。
——这是彼此影响的关系。
四、经济危机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必然联系：
即使从资本者而非创业者的思维倾向性特点来考虑，都会降低规模扩张的冲动。
新增市场的惯性、二手市场的冲击、决策者的思维倾向，这三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加上来自资本者利益回报需求下的生存与业绩压力所导致的恶性价格战，来自政府的规范性预警机制，利用媒体舆论给企业增加的压力，这些因素都在加剧供大于求之间的矛盾。
这些都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抬头，并加大执政者的工作难度。G20中的17个执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大体上也是出于这些因素。
应该说，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政治体制下的“两党对峙”状态下，更是对执政者反对力量的抬头的时候，由于执政者逐渐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们要把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与消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方向性的调整，通俗地说就是降息、减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朝国际市场扩张等等。
表面上看中国在国内政治压力方面相对于G20的其他大部分“两党对峙制”的国家比较小，而且舆论环境也容易形成“一边倒”的局面，主流思想被提倡，非主流思想甚至遭遇封杀，但“一党领导下的”国家同样要面对压力，他们更多需要面对的是国际形象的压力。
由此当其他国家都在执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中国不得不持续性地对外开放，为了保持健康而积极的国际形象，即使开放已经对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都只能默默承受。
从这个逻辑推导下去，随着金融风暴的逐渐蔓延与延续，中国所承受的压力也势必在全球“首屈一指”。
毕竟强盗依然是强盗，侵略者依然是侵略者，不同的是暂时被冻僵了而改变了侵略与掠夺的方式。
贾春宝
2009年4月19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