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的大多数 权力的舆论弱势



那条短信是怎么说来着?

“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

2月没去郴州(南方雪灾);

3月没逛拉萨(“38226;14”打砸抢烧事件);

4月没到山东(火车出轨);

aihuau.com

5月没来汶川(四川大地震);

7月不在上海当警察(杨佳袭警);

9月不住在山西(襄汾溃坝);

小孩从来没吃过三鹿奶粉;

当然最幸福的是:今年没有进股市。”

这条短信出现在年中,随着灾难新闻的不断刷新而不断增添。大多数人除了股市,都不曾经历其中任何一场局部的灾难,然而通过各种媒体“经历”了每一个艰难的时段,并据此构建了对2008年的灾难想象——这是一个何等多灾多难的年份啊。 

灾难面前的两种政府

在这条短信中,各种各样的天灾与人祸并置在一起,彻底颠覆了灾难的传统等级——不是只有地震这样的大灾才对人心造成震动。灾难在公众感受中是否凸显,或许取决于该事件在同一灾难序列之中的位置,进一步说,与社会大环境的敏感点息息相关。

公认的天灾之外,大部分“灾难”的主题都指向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把“政府”作为讨伐的主体,其实是一种既危险又直接的“整体想象”。危险是,这种想象很容易将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一概转化为政治问题,要求一个“全能的”政府;直接则在于,“整体想象”不仅源于政府没能预期并防止上述灾难的发生,更大的诱因在于,政府也没能在灾难发生后,及时提供信息,抚慰人心,反而放任灾难结果在民众的印象中滚动、放大为对政府形象的伤害。

面对天灾时,共同利益让民众心理天然地倾向作为组织者的政府,而政府也不惮于公开危险程度与展示事件进程,既可以将责任分流减轻,又能增加公众凝聚力。从2003年的SARS危机,到2008年的南方雪灾与汶川地震,中国政府的行动能力为举世推许,也得到了公众相当程度的信任与拥戴。

而在人为的灾祸出现后,政府认知与公众想象之间似乎有着严重的错位。政府的思路好像是:地域性的、部门性的事件,没有必要把它弄大,变成一个公共话题,以致影响民众对政府的看法与信心。但事实恰恰相反,公众虽然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网络时代的公众却能够轻易地意识到信息的不对称,由此产生“延伸想象”:会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类似事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政府到底有多少事没有告知我们?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会如何?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务虚的愤懑或批判很难真正促进社会的进步,“责怪体制等于啥都没说”,切实的呼吁或作为会更有效力。大地震的救灾历程,初步释放了中国社会民间互助的力量,虽然还有些无序与无力,却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局面。即使在有商业炒作之嫌的“封杀王老吉”事件中,民间力量的体现仍然让人欣慰,因为哀恸激发的价值认同正是“公民社会”的伦理基础。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间力量的规范与引导,仍然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如何保持理性与独立,是以热情与公益为号召的民间力量成长壮大必经的关隘。

一切源于民众恐慌

今年民众的普遍情绪是:“恐慌”。

经济危机尚不足以让社会普遍性地惶恐,“三鹿奶粉事件”却将民众信心调到了最低点。而且,民众丧失的是双重的信心:对政府监管的不信任感从来就有,如今变得更加剧烈;而用30年时间培育的对市场的信心,也在一夜之间跌到冰点。如果天文数字的品牌价值尚且不能阻止产业潜规则的横行无忌,还有什么能保障中国社会“免于恐惧的自由”?

更让人心寒的是:三鹿的被揭发,似乎更像一个偶然事件。从奶业同行到地方政府,仍然是采用能捂就捂的精算策略,健康与生命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香港媒体就曾质疑“为什么食品质量问题都是在境外被曝光”?刚刚奉献了奥运大戏的中国,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自我管理能力、纠错能力的社会?中美互设食品监管机构,反映出的是世界对“中国制造”缺乏信任,中国社会也自信不足。

 弱势的大多数 权力的舆论弱势
“百度竞价排名事件”又给了本已脆弱的消费信心沉重一击。商人逐利当然无可厚非,但搜索引擎的商业模式应该建立在用户的信任与依赖之上,如果搜索引擎变成小广告发放者,造成的隐形伤害又由谁买单?何况百度在三鹿事件中已经有着收取“封口费”的前科。可惜的是,只看到许多人将搜索工具默默换成别家,却不见抵制家乐福、抵制CNN式的大规模抵制活动。这说明,“抵制”背后的伦理观念,仍然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

为何权力处于舆论弱势

权力滋生腐败,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败。权力的运用与监督,在中国社会确乎不够透明,久而久之,民众就产生了“对权力的绝对警惕与绝对反感”。

拉萨“38226;14”打砸抢烧与瓮安事件,新闻报道的封闭与滞后明显加重了公众对权力的不信任。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展现了权力方的“舆论弱势”位置,也凸显了公众情绪的暴戾成分:杨佳杀死了六名警察,却在网上被捧成了“刀手”、“大侠”;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案,舆论先是一面倒地谴责警方,在传出“死者出身高官家庭”的流言后,许多人的评论马上转成了“六提辖打死林衙内”;林嘉祥酒后闹事,证据尚未“呈堂”,没有耐心的观众已经自然推断他猥亵女童;程春明被学生用菜刀砍死,也有快意的看客说“谁叫他勾引女学生”……

公众情绪并非无源之水,也并非无的放矢,“对权力深刻的怀疑”在上述每一桩个案中闪现,未尝不是对“人情大于国法”弊端的一种针砭,有时甚至是公众情绪对“合情不合法”现象的隐性抗争——不独大陆为然,全世界网民“违法”地传看陈冠希电脑里的艳照,也是同质的例子。但是,暴戾的公众情绪一旦产生,必然遮蔽细节的发掘、真相的剥取,甚或成为被某方操纵的对象——哈尔滨一案的进展显示警方对录像带进行了剪辑,公众情绪被顺理成章地引导向“恶霸打警察,警察正当防卫”的情节模式。设若死者真是恶性执法的牺牲者,这种公众情绪,便是对在生者的二次伤害。

指责公众情绪没有意义,需要探究的是何以会出现“正义变为暴戾”的现象。流言从来不缺乏将事件合理化、合情化的想象力。公域与私域的混淆,或许是公众治理事件中歧见丛生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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