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应该由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尽量用市场机制去解决，凡是应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事情尽量让社会组织去承担，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处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这样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个时代，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发展先导，促人警醒，促人深思，张扬理性，对于实践科学发展观确实具有重大意义。认真思考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16年，我们是否真的就很好地把握了市场经济思想方法？又是否能够很好地运用市场方法来解决实践中问题？是否能在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推动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则和机制？我想答案仍然不容乐观，市场改革还得再讲下去，推动科学发展，还必须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市场必然表现为这样那样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存在形式，但是市场更本质的东西是市场机制，是围绕提高效率形成的种种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如利益机制，竞争机制，合作机制等等。直接看，我们都认识到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即政府不管企业微观上的事，这一点我们也大体上做到了。所谓大体上做到，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重难关尚未突破，以前的诸如投资、产品、产量等任务指标没有了，但招商引资的指标、出口创汇之类的指标还不少，至于各种审批、检查和评比也仍然过多，微观的干预有点剪不断理还乱，说明旧的思维惯性仍在。更重要的则在于，市场经济决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发展市场经济还必须进一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可是，在公共领域方面，各种指标任务甚至更加泛滥，也包括公共交通、科技、教育、卫生、计生、治安、纪检、审判等等方面的许多指标及与其相关的各种具体建设项目方面的指标。由于这些指标是层层下达的，一方面，这些指标不仅过多过细，而且许多是反映手段的过程性指标，就容易将下级的工作捆得过死，也就难以发挥基层的创造性，不利于各地从实际出发整合资源，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完成这些指标的支出主要靠基层，财政体制上没有保障，所以，常常难以完成这些指标，只好负债，实在筹集不到经费则被迫做假。由此看来，如果说计划经济本身只是留有一些尾巴的话，那么公共事业、社会管理领域内的事则变得更加计划化了，这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应该申明的是，我并不是完全反对这些指标，而是说，我们受计划思维的影响，使用了过多过细的过程性指标将基层的工作管得太死，没有注意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制度环境，促使基层通过发挥创造力建立内在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机制来更有效率的完成任务。
因此，在公共领域，必须来一次破除陈旧经济计划思想方法的大解放，要敢于创新，要关于采用市场的方法来提高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效率。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也尝试过，如教育产业化及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但是，随着“读书难、看病难”问题的暴露，人们责之为市场化的错误。现在似乎又出现了一种倾向于由政府来包揽或微观上过多干预的走回头路的做法，并受到大众的欢迎。说到底还是传统计划经济思维作怪，是未能真正解放和缺乏理性思考的表现。
实际上，过去我们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所推进的所谓市场化改革不过是简单地将这些公共事业推向市场而已，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丢包袱的做法，并不是用市场方法来改进教育和医疗等公用事业的管理，以降低其成本，提高其效率。它确实属于一种“错误的市场化改革”，但并不能证明“市场化改革的错误”。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也是国家包揽公共福利最多的，“政府失败”越来越严重，表现为政府垄断、低效率、财政赤字和各种社会危机等等，这使得英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民心下降，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被迫发起了一场以市场化为取向，旨在推行绩效管理和强调顾客至上的政府改革运动或新公共管理运动，主要就是采用企业化的管理、加强竞争和市场导向，而不是靠集权和加强管理来改善行政绩效。十七大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但又不能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合起来看，服务型政府首先就是要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政府的管理和对社会事业的管理都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就必须在其他领域进一步采用有效的市场方法继续深化改革，以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效率。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也强调：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应该由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尽量用市场机制去解决，凡是应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事情尽量让社会组织去承担，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从这一角度看，我们的市场经济实际上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方面还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及与其相适应的各项改革。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决不是政府丢包袱，将这些东西简单地推向市场，而是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特别是投入的责任，但同时，要采用有效的市场方法进行管理，即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可以市场化的，是可以外包的，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公共投入的效率和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共领域里的市场决不是自由市场，而是有管制的市场。以医疗体制改革为例，从需求方面看，我们要努力建立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保证每个公民对医疗有基本的购买能力；从供给方面看，需要政府投入建立基本的医疗卫生体系，并保证公立医疗机构的设备设施的基本投入。但是从医疗机构的运作来看，如果政府部门涉足公立医院的具体项目、药品采购、销售和价格及转诊等方面的管理，则政府有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必生走回头路之弊。实际上，医改必须引入市场方法更好利用市场机制才能控制成本提高效率。为此，需要一些基本的制度设计，比如进行有效的服务价格管制，建立按病种付费制度（大多数的疾病、特别是常病都可以确立付费标准），超出的部分由医院负担，节约的部分成为医疗的收益。这样，每收治一个病人，医院将尽快进行科学的诊断，并拿出最好的治疗方案，使用价廉效高的药物，在最短的时间内治好病。在这里，最好的技术、最佳的服务将得到激励，而不是靠卖药和过度检查来获利，从而有效制约开大处方，滥用检查，拖延治疗和住院时间等过度医疗现象，淘汰“高投入、低产出”的医院、医疗技术和医生，有效促进医院和医生自我控制过度医疗现象。当然，还应该逐步建立家庭保健医生制度（应该说明的是，它不是富人才能享有的一种制度，因为家庭保健医生制度是一种非常好的保健和预防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对于一个健康的医疗体系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努力推广这种制度，应培养一批全科医生到基层卫生站点，让他们成为好的家庭保健医生）。因为，在医疗市场上，患者接受医疗服务毕竟不同于选择一般商品，可以货比三家；同时，医疗服务是非常专业化的服务，医患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必须使患者一方处于不利地位。而家庭保健医生则可以站在患者一方，防止医生虚报病种，并与医生共同确定治疗方案，从购买医疗服务一方来控制过度医疗现象。总的来说，这种降低医疗成本和提高效率方面，不是靠政府的简单管理，而是由医患或供求双方通过公平竞争机制来实现，政府主要是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制度环境，仍然是通过制定游戏规则对市场进行间接管制，这就是用经营企业的方法、用市场的方法改进公共领域的管理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