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一种十分怪异的倾向,那就是,动辄就说什么“由经济危机造成”的。就好像是说,只要在“经济危机”条件下,经济发展不起来便很正常。笔者以为,这是种十分错误的认识。就拿经济危机来说,从表面上看,它好像是一个“反经济过程”,其实不然。为什么?因为经济危机只是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反经济过程”的表达而不是“反经济过程”本身,仅仅由于在我们经济生活中曾经有过一个“反经济过程”,所以才爆发了经济危机。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其实是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那个“反经济过程”所进行的一次清算而已。
这就好像纪律检查部门、审计部门对某一违法乱纪部门所进行的一次清算一样,人们又怎么能把违法乱纪的责任强加于纪律检查部门、审计部门呢?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君不知正是由于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才使得那个大骗子麦道夫的原形暴露了出来?如果没有爆发次贷危机,美国这个肆意聚敛世界财富的经济体的原形又怎么能暴露出来?如果没有因次贷危机而引起的、具有世界性的金融海啸的发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门又怎么可能颁布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刺激计划,又怎么能修改和完善一个又一个的金融监管制度与犯规?而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由于适时地爆发了包括次贷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危机?而再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无疑是人类的良师益友也。
当然,经济危机的伟大意义还不仅仅表现在上述,而又主要表现在,它不仅是一个“清算”的过程、惩罚犯罪的过程,更是一个改正错误或者说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什么叫“否定之否定”?当然是一个能够教给人们怎么做和不能怎么做的过程了——可以理解为是将“资本资源化”直接“逆变”为“资源资本化”的过程。而笔者的“逆变经济学”、“逆变管理学”、“逆变管理法”和它们的派生物《广义腐败疫苗》、《企业亏损疫苗》和《金融危机疫苗》等正是在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下创立和发明出来的。如此这般,笔者凭啥不能为经济危机平凡?
当然,经济危机的伟大意义还有其他表现。比如,它能够让那些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们终于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是能够提前预测和预报经济危机的人——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大家知道,他曾经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具体指,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据说,他也曾因次级贷款的发放向美国有关部门敲响过警钟。
笔者以为,次贷危机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以无比雄厚的事实证明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只玩儿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绝对不成,就像行将就木的清帝国、清王朝,只玩儿封建主义的那一套不成的道理一样。笔者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绝不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一定会有比其更新、更先进的经济社会制度会诞生在世界的地平线上!他们可以不把它当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谁也否定不了它具有“后资本主义”性质!正因为如此,笔者才说,次贷危机业已昭示“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莅临!
如果没有次贷危机,美国人、中国人、香港人能给它的人民“发红包”吗?试问,给人民“发红包”是什么主义?难道是资本主义?当然,更不是封建主义。因此,笔者以为,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在干什么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