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对人性本质认识的历史发展及其对制度建设的意义
正确认识人性的本质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一个社会立法、立礼、立教的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哲人们都十分注重对人性的认识。由于每个人的阶级立场不同，观察视角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和人生阅历不同，其对人性的研究所得出结论也不尽相同，在我国历史上对人性的认识主要有性善论和性恶论两大派别。
儒家的大多数人都是主张性善论的，这是中华先人对人性本质的较早认识。他们认为每个人刚出生时都是纯洁而善良的，也不可能有什么先天的坏思想从娘胎里带出来，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差不多，人性的千差万别主要是后天的社会环境影响和社会教化所至，即所谓“性相近，习相远”，这也是儒家极力提倡加强伦理道德文化教育的逻辑基础。
荀子则提出人之初性本恶，他所讲的恶不过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选择能力罢了，这种认识与近代西方人的理性人观点差不多，主要是说不须经过任何教育，人性有天生的趋利避害先己后人的特点。用一个恶字来表示这种特点，表明荀子对人性利己自私一面的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在当时思想界来说是有新意的，他宣传此种观点的目的是想以此告诫人们不要对人性中本性善良的一面期望太高，不要将法律和教化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基础之上，不要被某些人的性善论所欺骗。它着重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说明社会立法、立礼、立教重要性和必要性。
与中国古代先贤的性恶论不同，近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家孟德威尔则提出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繁荣，是以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个人的求利努力和创造为基本前提的。斯密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并且认为自私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促进和社会经济繁荣的贡献，其实际效果比人们从利他愿望出发做得更好。这个观点对当时的理论界来说也是极有挑战性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人们对自私行为的一贯偏见和一边倒的认识，他从资本主义时代这一特殊视角，观察到了人类自私行为在一定制度条件下可能并非绝对坏事这样一个事实，他的这个观点，正好弥补了人们对自私人看法的另一半，为辩证看待人类自私行为拓宽了人们的眼界，成为以私有制度为前提资本主义市场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但是，斯密并没有详细论证自利行为可能导致利他效果的原因及必要条件，他只是笼统地说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他在《国富论》里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褒奖自私人的话也仅仅只是一般的观察描述，而绝非是严密的逻辑论证。他说：“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 而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人们应用资本去获得最大价值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应用资本去垄断自然资源（如肥沃的土地和矿山等）和社会资源（如教育、医疗等），应用经济实力去左右某些产品包括一些金融产品的价格等，是市场制度下某些人谋取最大价值的最便利方法，当然也是所谓“理性人”的首选方法，但我们看到这类行为未必是在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甚至经常是在作恶人类而绝非造福人类。斯密接着说：“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这种说法也是不够准确的。实际生活告诉我们：任何有素质的企业其生产经营都必须首先考虑如何为社会提供某种有用产品或有效服务，任何有素质的员工也只有首先考虑为其所在团队发展尽智尽力，在此前提下，再将自己对利益的追求一并考虑进去才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才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增进社会公益的。而那些缺德企业和无德员工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则完全可能做出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团队利益风马牛不相及甚至诸多危害的行为。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完全无视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一味地追求纯粹的个人利益，并且经常不择手段使其最大化，那么，他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则可能是经常危害企业危害社会的行为，而绝非一定就是那种在增进个人利益同时也在增进社会公益的行为，这是国家和企业在设计制度时不得不防的。
我们说，只有当我们的社会能够从制度上杜绝一切不劳而获，能够确保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每个人所提供的有效劳动量保持最大联系时，每个人求生求富的利己过程，才只能是从事有效劳动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一个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过程，从而可能对社会公益的增进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决不是任何市场制度下的自私行为都会自然而然地就有这样的效果。
把孟德威尔和斯密关于自私有利于增进社会公益的个人观点发展成为一种基础科学，把人性中那种求生求富的本能发展成以“自私”为特征的关于人性本质的基本认识，并将自私观念奉为普世文化，这是资产阶级及其文人所做的好事。他们以科学的姿态从正面宣传和吹捧自私人，决不是因为这个假设合乎什么科学，就像“君权神授”的鬼话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热烈吹捧一样，仅仅是因为这种思想太合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需要罢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前赴后继为这一观点添砖加瓦，企图使之成为人世间最科学最普遍最一般的基础理论，他们呕心沥血到处找证据设法做模型，一切这些都是徒劳的。同性善论的片面性一样，自私最有利于增进社会公益的观点同样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实践证明：对自私人的赞美声总是被更多的理性的批评声所淹没，主流经济学派最后不得不承认，自私不是人性本质的全部而仅仅只是假设，绝对自私和完全理性的人在真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真实世界里的人同世界上许多事物一样，也是具有多重属性的。如果我们从生物和社会等不同层面对人类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它的许多不同特点。如创造性、投机性、文化性、社会性（包括阶级性、民族性、国家性、党派性、宗族性等等）。按自己的客观需要行事只是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天性之一，但这也决不是人性的全部。追求物利的满足又是人类复杂需要体系中的一个极小的方面，把个人的物质需要作为自己行为目标的首选同样也只是人们多样性行为方式的一种，只有无聊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及其文人会把它当作人性的全部来宣传，以便为其自由地疯狂地掠夺他人寻找理由。
自私虽然只是人们行为方式中的一种，但这决不是说人们可能对此掉以轻心，尤其是在立法方面，更不可无视这种情况的存在，不要太看重自私自利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积极一面，而忽略了它极大的消极性一面。西方一些哲学家和立法家则相对于那些经济学假道士来说则更实际更聪明，他们更懂得自私自利对社会对公众利益的危害，他们对人性中自私的一面总是提防多于信任，而不是简单地从正面去宣传和鼓励自私，他们总是要求立法家和政治家们从制度上谨慎防范人的自私和无赖。杰斐逊说：“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掌权者，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休谟认为，“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它目的”。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也曾强调说：“（在考虑联邦宪法的权力配置时）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他还指出：“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可见，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是与斯密有所不同的，态度是实际而严谨的，他们在政治领域推行自私和无懒假设，并不是要以此来为一些人的自私和无赖行为寻找放任其发展的理由，而是提醒政府在设计法律制度时要处处提防和制约自私人的无赖对社会的危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设计，才比较好地保证了自私人的逐利行为不至于太随意地损公肥私和损人利己。
然而，我国当代经济理论界那些主流“精英”则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借斯密的观点以发挥，大力宣扬自私是怎样地合乎人性，怎样的普遍（普世价值）真实可贵，怎样的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从不提醒政府在设计政策法律制度时要怎样提防人性的险恶和自私，甚至用理性人假说来攻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系[①]和高尚情操，这种完全违背社会正义和做人良心的行为，除了为资本和权贵的掠夺行为寻找借口外，不仅在理论上毫无新意，还误导政府放纵坑蒙拐骗，鼓励资本和强权巧取豪夺，放任市场各方自由搏杀，这难道不是我国当前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日渐失衡的原因吗？
我们说，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政府，决不可以鼓励人们以追求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为人生唯一目标，决不可以设计出让自私人既得利又得名的制度，相反，在对人性本能（用人性善恶这种表述并不准确）的各方面都有了清醒的认识后，就应当努力设计这样一种制度，让人们只能通过致力于劳动创造才能求生求富，让人们只能通过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科技发展和关爱他人才能获取荣誉，并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和打击一切不法之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人利己的行为，采取一切措施积极引导人们择善从良，让人们的善心能有所发挥，让人们的爱心能得到张扬，让人们对崇高的追求能得到满足。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除了努力将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每个人所提供的有效劳动量保持最大联系外，还必须将各种荣誉的取得与每个人为社会正义、科技发展和人间慈善事业所作的贡献保持最大联系，促使人们将追逐私利的图谋转变为自觉自愿的积极创造，促使人们的将求荣求贵之心变为自觉自愿的奉献之举。只有这样的制度设计，才能尽可能杜绝一切不劳动而获，尽可能地堵死一切投机漏洞，不给各类社会罪恶留一点生存的空间，让一切罪犯和投机钻营之人无处得手，让那些一心只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随时准备践踏他人利益的经济人从中国这块土地上消失，让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精英们失去市场，从而只为那些从事有效劳动的人们开辟致富之路，只为那些崇尚正义和富有爱心的人们打开荣誉之门。也只有当我们的社会建立起了对各种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行为严厉打击措施时，自私的人们方是只走正路不走邪路的；只有天下所有的人们都去从事有效劳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发展才会有保障；也只有我们的社会里大多数人在积极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都崇尚正义和富有爱心才能说我们社会真正步入了文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