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看人的理性的有限性
迄今为止,人类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依然是极有限的,虽不否认人类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但也不要以为我们对什么问题都搞清楚了,不仅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还远未完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同样很有限。正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不是走到了尽头,而是应在更多方面和更高层次上加快发展以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把握理性的有限性。战争的指导者没有那一个不认为自己是按照自己一方的需要和战争规律办事的,但非理性的指挥比比皆是。世界上有多少胜仗也就有多少败仗,如果说战争指挥得当因而取得了胜利的一方我们称之为理性的话,那么,战争指挥失当因而导致失败的一方起码在这一指挥过程中则是存在非理性的鲁莽之处的。战争双方的指挥员无不力求从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原则出发行事,但战争的结果却经常出现事与原违的情况,这就说明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
在经济生活中也是一样,投资决策即使做得十分仔细和周密也经常有失算失策之时。进入股市的人恐怕没有谁打算去输钱,都想凭自己的智慧去博一把,但结果总是成功者少而失败者多。在实际产业中的投资也是一样,设备投资的非理性就经常造成产能过剩,组织生产的非理性就经常造成商品积压,国际贸易的非理性则经常造成资源白送,市场交换的非理性却每每造成得不偿失,宏观调控的非理性则不断制造金融危机(货币太多则通胀,货币太少又通缩)。
过去许多人都认为市场上的交换是等价进行的,实际上最简单的自由交易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博弈过程,这一点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怀疑了,除极少数偶然的等价交换外,其它的交换相对地说只能是比较地有利于一方而比较地不利于另一方。如果说交换的结果胜于自己付出的一方是理性的,那么,交换的结果负于自己付出的一方则是存在非理性成分的。但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当事人都认为自己是按理性原则为之的,而其非理性都只是在事后才反映出来。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上街买了件自己喜欢商品回家后才发现自己吃亏上当,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事后还弄不明白,自己的知识能力并不比人差,劳动付出也不比别人少,怎么别人就富了自己则深陷穷困潦倒之苦呢?这就是经济游戏的复杂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
人类对劳动的认识有史以来也被认为是绝大的好事,而其对资源所造成的浪费、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和对子孙后代所造成的威胁只是到了近百年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毫无疑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客观事物各种规律性认识的积累,人类的理性也会由低向高不断发展,但决不会有什么绝对理性。绝对理性连孔圣人、耶稣、毛泽东都做不到,但他们都是相对理性的,他们都没有也不会把金钱看得太重,更不会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当成自己人生的第一要务。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做到相对理性,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人了,而若要事事完全理性,那他决不是一位普通人,也不是人们所崇拜的那种圣人,而恐怕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仙人。不要以为弄出了几个数学模型出来,人的理性就变为科学了。如果我们请那些用大脑创造出了各种理性模型的“超强理性人”去领兵打仗或从事投资,他们中有哪一个敢说自己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既然如此,你还能相信这些骗子吗?今天暴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是世界各国的“理性人”和“理性政府”共同创造出来的,向着利益最大化方向的不懈追求却驶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开车翻进了大山沟里,这样的事情有多少是当事者自己想所希望的呢?这些年来,我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接受了利益集团的些许好处后昧着良心为利益集团代言,却把广大平民百姓坑害至深,从而使自己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以至今日中国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这些貌似高贵的叫兽(教授)削者(学者),看来这些西方经济学的正宗传人其理性也不过如此。资本主义初期那种一切以自己一方利益最大化为最高标准的所谓经济人,其行为的理性程度早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实践经验所否定,这种恶劣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强盗逻辑早已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齿,当代较为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的目标已不仅仅只是自己企业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简单的目标,而是恒久和谐、持续发展和协作共赢。只追求资本所有者一方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既是不够明智的,也是难于长久的。
把“理性人”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称号送给那些世界上最自私最疯狂的人,这是资产阶级所豢养的奴才学者们所做的“好”事,他们从资本家那里领到了几个臭铜板后即从其破纸篓里找到了这么个名词贴在其主子的头上。应该在此为这些奴才们重重地记上一笔,好让他们“功”标青史。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全面胜利后,所缺的就是个名份,得这么一个头衔后也就全弄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