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思维方式国际化 商鞅变法 传统文化 传教士
距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的北京与有比赛安排的城市里的人，都在刻苦地学英语，虽然吐字发音未必准确，甚至语法错误也很初级，但那显示了开放的中国面对国际友人的热情与友好，598户奥运家庭对老外们款待若上宾。老外们的生活习惯被充分尊重，甚至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时常有朋友对本人讲：老外来带我们的国土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讲英语，而不是让他们来讲我们的汉语呢！的确——当中国人都在用英语热情地跟别人打招呼，当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虚无的。我们接受别人，不仅是在完善自己，更重要的是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放弃自己。
那么在放弃自己的时候，是否就注定说明我们是虚无的？我们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人性光辉的一面是否就弃之如垃圾呢？
我们的疑问是：国际的就是好的吗？民族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吗？
在没有意识到国土之外的世界之前，中国平静地生活了几千年，躬耕于田园，没有利益的纷争，每个人都生活在大家庭里。由于商鞅在公元前361年变法，为了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等目标的达成。规定凡一户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中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实行分家制度推行小家庭政策的。
这种分家制度与人对于自由权利与美好生活的追逐结合，逐渐成为社会家庭组成结构的主流。但不能不说的是——那种分家制度是跟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背道而驰的。特别是在列强与殖民主义者扣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对中国社会结构与家庭的冲击已经动摇了数千年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
如此反思并非要我们回归到大家庭中，泯灭对个性、自由、财富和成就的追求；但从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与节省生活成本方面计算，大家庭来得更稳健一些。
表面上看那些漂泊在外的人是为了进取，并打拼出一个更辉煌的未来，能够光宗耀祖；但“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中国也有“父母在，不远行”的古训，漂泊不仅丧失了家庭观念、缺少了天伦之乐，更是稳定的家庭生活的最大侵害。
夫妻分居日久情淡，各自在承受寂寞与外来刺激之间挣扎，为第三者插足增加了很多可能性；父母年迈无人照顾，还要下地从事那些躬耕的重体力活；子女远在故乡无人言传身教，对父母的直接情感黏合度大打折扣。同时，漂泊的游子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有片瓦可以栖身，在积攒下买房的资金之前，不得不经常搬家，那种“破家值万贯”的观念被经常性地搬迁所改变，很难有什么宝贵的东西被保留并收藏下去。
这本身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游子时刻在牵挂着远方的亲人，不仅在工作时难以全情投入，每年更有固定的周期（比如春运、国庆节等等）往返于家乡与所就业的城市之间，工作效率大打折扣。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取得成就的概率也越来越渺茫。
当城市化让众多农民工走进大都市，当恢复高考以及高校扩招给偏远乡村的穷孩子提供了走出贫困的机会，他们就从村到镇、从镇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会、从省会到首都、从首都到出国留学之路。那么所学的教材、所授课的教授、所学习的案例等等因素，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背景与理论体系基础。
从所学的知识到毕业之后的就业选择，学子们都是围绕国际化为核心。学习西方的知识，为国际机构服务，假如有双方的利益博弈因素，那么就是国际化与民族化、传统与现代、民族保护与殖民侵略之间的博弈；而那些学成才的，那些高智商、高情商、高财商的，被证明都服务于国际化的机构。
最终由于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历史与文化根基与所学之理论有很大差距，所以即使学子内心存报国之志，怕也报国无门，只有到国际机构那边去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高等教育就成为被国际化洗脑的过程，就成为列强与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甚至侵略所必然依托的工具与武器。
这本身就是发展方向的取舍问题，我们怕的不是平民百姓被蒙蔽双眼，迷失心性，而是媒体所造就的舆论环境，专家学者们所注解的快乐生活，政策制订者与顾问团都在以“泛国际化”为核心目标，以被国际同化的标准来衡量进步的程度。
每次从偏远的地方经过，本人就羡慕并感慨他们能够安静地生活在不被打扰的世外桃源。但那些现代生活的倡导与传播者都以让他们接受现代教育、到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中走一圈为终极目标。
那是一种仁慈还是一种炫耀？是一种施舍还是一种掠夺？让偏远人群来到都市是为了弥补他们内心的不平衡还是要制造那种不平衡，是为了让他们勇于争斗而先行提供耻辱？
中国为国际友人无私地奉献自己广博的土地和广阔的市场，让他们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不仅如此，还在心理把他们当成救世主而顶礼膜拜，似乎是他们让我们摆脱蒙昧无知的状态。
本人的观点是：假如我们相对于他们是无知的，那么就势必需要一个前提——被他们的观点洗脑。这本身就是让人在接受他们的观点、标准、理论体系的同时放弃自我。
不管是营销市场还是企业运营管理、或者是金融衍生品和资本运营，沿用的大体都是外国的理论、观点、标准与指导专家，即使宏观政策都以洋面孔与经过国际化理论教育洗脑的专家的意见，而不去看其见解是站在什么基础、那些角度与利益取向的目标上，又没有审慎去看我们的市场环境与历史沿革有什么样的独特性。
当我们的思维方式都被国际化了之后，卑贱就成为莫大的耻辱！
外国的理论体系浩如烟海，我们不是要去为老外去做注解，我们更不应该成为老外们理论的传播者，尤其不应该在他们的影响下丧失自己的原则与标准。
我们也有自己的经典著述。试问有哪些外国人看过《四书五经》、看过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看过《说文解字》，看过《天工开物》。当然，假如由于那过于晦涩难懂而可以谅解的话，那么当今学富五车的那些专家学者、教授博士们又有谁可以把国学中的经典倒背如流呢！
经济学家与学者都成为外国理论标准的传教士，成为推崇偶像的粉丝。专家被全部洗脑，是中国最大的悲哀，因为他们承担为政策指路论证的重大责任。
贾春宝
2008年7月20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