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关气候变化的物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证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之一，也是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各国在承担成本和分享收益上的不均等，气候谈判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僵局，特别是主要排放大国之间并未就减排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在2008年7月份八国集团峰会召开之前，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先生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Carbon Future，以下简称布莱尔报告）报告已经于近期发布，这份报告将“呈送北海道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此次八国峰会还将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国参加，形成G8+5的形式，就影响世界的重大议题进行讨论，气候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作为卸任首相，政治家布莱尔深知简单的劝说并不能解决政治分歧和利益争端，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服各国政治领导人达成共识实现合作才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
首先，布莱尔报告明确的指出，全世界都希望最大和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领导力。根据笔者统计，G8+5的13个大国的排放1980－2005年占世界排放总量的68－71%之间。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75%。很显然，没有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气候变化的僵局就无法打破。而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没有给解决气候问题提供出路。布莱尔报告对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能力表示担忧，即“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能完全满足有效地管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响应和行动。”
其次，布莱尔报告告诉政治领导人，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各国国民经济影响不大，而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布莱尔报告引用以往的许多研究指出，到2050年全球减排的平均成本只是降低了0.12%的年GDP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减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调整、通货膨胀、商业周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小，可以忽略不计。重申这一结论的目的在于让政治领导人不必担心减排会给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而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如果将减排的开始年度从2010年推迟至2020年，全球每年所需的减排量将增加一倍。所以，全世界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再次，布莱尔报告认识到，当前的政治困境不是“是否要”而是“如何实现”。因为原来对应对气候变化态度的国家也已经了解到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你们的”的问题。因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承担各自的责任，而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布莱尔报告指出，在今天的美国，人们一致认为发达国家应担负起近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责任。在首相福田康夫的领导下，日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欧洲，人们已经就行动需要达成了真正而且深刻的一致性意见。而他也希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承诺减排义务的行列中来。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
最后，布莱尔报告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布莱尔报告对八国集团的领导力寄予厚望，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条就是在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下制定全球减排的长期和中期目标。布莱尔报告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提高碳生产力。布莱尔报告还提出了实现行动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作用充满信心。一个良好的全球碳交易市场将可以把减排成本降低50%。而根据历史经验，对于成本的预测往往比实际成本要高。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对碳价格或者技术革新速度等激励措施的反应进行预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只有实现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安全。低碳经济不仅将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低碳经济规则也将成为继联合国宪章、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货币规则之后规制未来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国际规则。
对于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将是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和积极的身份参与涉及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国际规则的制定。顺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掌握战略主导权，将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契机，也是重新确立国家地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契机。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本文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http://www.china-cbn.com/s/n/000007/20080630/020000082227.shtml
托尼·布莱尔：迈向低碳未来的激进和审慎之路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8年06月30日 02:59 http://www.china-cbn.com 托尼·布莱尔近年来，人们关于气候变化的看法，已朝着赞成采取激进行动的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于气候的担忧和对于油价的焦虑恰巧同时出现。两种忧虑都要求降低碳依赖程度。同样地，能源安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鉴于多种原因，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当前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框架，保证以既充分又审慎的步调推动变革。好消息则是：关于这个挑战的性质以及应对这个挑战的必要性，人们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如今已无需再去劝说，大多数人都相信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重大风险。在油价处于100美元/桶以上的高位、各种资源日趋紧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同意，能源安全是一个关键问题。人们终于一致认为，应当转变我们的经济，使它摆脱对碳的依赖。此外，大多数人都同意，为了激励、倡导和敦促这种激进转变的发生，就需要有一个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行动框架。 问题是如何建立这个框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框架，既能在设定目标上足够激进，又能在认清现状和把握步调上足够审慎？如果我们在改变经济增长性质上不够激进，就无法使气候避免灾难性的结局；如果我们在建立行动框架时不够审慎，我们就会错失达成共识的机会。 我们各国的民众对日益加剧的气候破坏忧心忡忡。我们各国的民众也可能被为了阻止气候破坏而必须采取的那些行动的激进程度吓坏。政治领袖的任务就在于，采取正确的国家和国际行动，既能使全球经济转入低碳增长的轨道，又不会妨碍民众——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地区的民众——实现其享受增长和消费的物质、社会福祉这一完全正当的诉求。鉴于所牵涉的问题十分复杂，大量数据不够精确，政治、技术和组织因素之间的互动需要高度技巧，要回答这一个“如何”的问题，其困难程度，不亚于自从设计战后布雷顿森林经济体制以来，国际社会所回答过的任何一个类似问题。 动员发起全球应对行动（Global Deal）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使命，除非经过它的授权，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发起全球应对行动。本报告旨在摆明问题、归纳现有信息并建议一套解决方案。其目的是为联合国的专门、正式方案提供支援。 然而，我们应该对当前存在的实质性的政治风险持开诚布公的态度。 以科学界、NGO和专家共同体为一边，要求立即采取激进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政治领袖为另一边，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做到既满足减排要求，又不影响经济增长——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有日益扩大的危险。 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验证这个判断。许多人的核心主张是制定一个2020年过渡目标，并于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谈判进程中获得通过。该目标对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是减少大约25%~40%的排放量。这真是一个很大胆的承诺。 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它甚至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还要大胆。该目标以1990年的水平为基准，换言之，我们未来11年的进展要以差不多20年以前的情况来衡量。但是自从1990年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并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美国上升了16%，日本上升了超过7%。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英国，是下降的。然而直到最近的3年，欧洲整体的排放量才止住上升势头，大体保持不变。所以1990年的基准给达到目标难上加难。 说到底，我们是在要求北美、欧洲和日本一改过去12年里排放量的上升或持平势头，在未来12年中完成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减排，以达到2020年全球排放量触顶的目标。 科学家会说：这是最起码的。 政治领袖则会问：这是可能的吗？ 另一个情况也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帮助：尽管我们的知识在增长，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数字却存在激烈的争议。例如我们说2020年要减排25%~40%。且说最明显的一点，25%和40%差别大着呢。有人说要以较大把握将变暖控制在2°C以内，就必须把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00百万体积分率（ppmv）以下（即在100万单位体积中占500单位体积——译者）；有的人则说是450ppmv；有的人说的甚至更少。有人断定2020年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排放量触顶的最后期限，超过这个期限，对气候造成的破坏就无法逆转了；也有人——虽然通常不是科学界人士——则认为2025年甚至2030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下列这些重要事实和深刻的政治现实：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可产生必要减排效果的四分之一，有时候也能节约资金，但其重要性常被忽视。 ·中国和印度新建的发电厂，绝大多数将是——而不是什么“可能是”——燃煤火电厂。因此开发碳收集与封存技术（将工业生产尤其是燃煤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并安全地封存起来，减少向大气的排放——译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恰恰是关键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