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赌城之变



      5月18日下午2:30分,澳门,两万人在烈日下静候美国人肖登·艾德森耗资2.4亿美元兴建的金沙娱乐场的隆重开业。在短短10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家赌场的营业额就突破了1000万葡币。

       澳门少有新闻。但是这一天,金沙娱乐场的开放,却是发生在澳门的又一世界性事件。

       它标志着第一家外国人开设的赌场开始正式登陆澳门淘金。也标志着澳门赌王何鸿燊一家独营澳门赌业数十年的时代的正式终结。

      这间澳门历史上最富丽堂皇的赌场,拥有300多张赌台和600部老虎机——一个赌场几乎就把澳门原有的博彩设施的总量提高了60%以上。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来自拉斯维加斯的肖登·艾德森的威尼斯人公司在凼仔岛填海区的超大规模的赌场、酒店、度假村综合娱乐消闲区不久也将动工。

      而在7月1日,被称为“拉斯维加斯之父”的斯蒂芬·永利的旗舰赌场酒店工程正式启动。记者透过葡京酒店客房的窗玻璃看到,这一被斯蒂芬·永利寄以厚望的工程几乎近在咫尺——二者基本上仅一墙之隔,斯蒂芬·永利曾语气坚定地说过,要“把自己的下一个十五年留在澳门”。

      无可否认,历经无数风波跌宕的何鸿燊遇到了人生的又一次挑战,尽管他笑对媒体摆出一副广阔的胸襟,笑着说:“我享受42年4个月(独家经营),都应该要开放(市场)……,有竞争才有进步。”

       但面对面国外的“非等闲之辈”,何鸿燊又在私底下暗暗发力,其后有言:绝不做第二和第三。

       小小一个澳门岛,引来各路枭雄竟折腰。一场贴身的肉搏战,即将开始上演。

   赌,是人类复杂本性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遍布澳门的新旧赌场,霓虹闪烁、金碧辉煌,形成了一片撩人心魄的异样景观,它们每天吸引着千千万万人来到澳门,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挡住进入赌场一试运气的诱惑,当然,从此就有人沉迷其中,历经内心的生死轮回。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最幸运的那一个。

      2003年7月26日,一名韩国游客上午十点左右来到葡京娱乐场,开始玩“老虎机”,大约一小时后,赌场内所有的“老虎机”突然响声大作,彩灯闪烁,赌场工作人员立刻围拢上来查看,果然中了大奖——获得一千零一十八万港币!赌场高层人士在验明结果后,立刻将巨额支票付与这位幸运游客,并派保安人员护送他到港澳码头离境。这也是澳门赌场去年产生的第一个大奖。

      据业内人士说,每隔两年左右便可累积出一个大奖,澳门历史上迄今为止,“老虎机”开出的最高奖金是2112万港币,由广东江门一位游客无意间博得。

      玩“老虎机”的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却绝对是一种穷人的游戏。真正的富人,只会进入那些隐秘的贵宾厅,掷出一个即值几十万、上百万的筹码。据介绍,澳门目前最高的一个筹码即代表200万澳门元。

     然而,正是“老虎机”制造的这些以小博大的传奇,在撩拨着绝大多数赌客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也推动着澳门赌业的持续红火。

     2002年,当澳门特别行政区赌权开放时,有人如此评论:上一次(澳门回归)是政治回归,这次是经济回归。澳门博彩业42年的专营是被打破了,市场竞争者进驻澳门已经成为了事实。但就在人们一度以为何鸿燊将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候,何鸿燊在今年3月31日宣布, 他旗下的“澳博”2003年获纯利达到历史最高纪录——33.5亿澳门元,比上年劲增5成。而澳门特区政府的博彩税收也高达创纪录的110多亿澳门元。

     业内人士分析,大陆一些省份在2003年推出的港澳“自由行”,是澳门博彩业去年创纪录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澳门特区政府和人民所希望实现的澳门产业多元化的梦想却还在“拭目以待”中。

     赌业是一个不产生任何社会价值的行业,而单一经济存在的风险亦是澳门不可承受之重。

面积不到28平方公里的澳门,选择靠赌吃饭、以赌立城,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100多年前澳门选择吃赌饭,也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

     如果从1514年第一个葡萄牙人踏上澳门的土地开始算起,澳门开埠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比香港早了300多年。在香港开埠之前,澳门在中国与西方的贸易联系及文化沟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它曾是南中国地区的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是西学东渐的最早的落脚点,是东亚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罗学院)的发祥地……

    然而,1840年代香港开埠,取代了澳门的地位,澳门经济迅速凋敝。不得已而为之,赌博,作为这个彼时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的求生之道,登上了澳门的历史舞台。1847年,澳葡当局宣布澳门赌博合法化。有意思的是,不久,港英政府就颁布了禁赌令——今天中国政府坚持禁赌的政策,显然含有照顾澳门的动机。不管怎样,历史证明:香港的长年禁赌为澳门博彩业准备了一个完美的市场,一百多年来,在这个市场的哺育下,澳门赌业成长壮大。

     从此,澳门走向以博彩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之路。

     今天的澳门,正在被“博彩全球化”的浪潮推向前——世界上每多一个国家(地区)开赌,它就失去一个市场而多一个竞争对手。澳门突然发现,靠赌吃饭问题已不再仅仅是个光彩不光彩、正当不正当的问题。如今的赌饭,并不容易吃了。于是,它不得不面对新的形势,重理解世界,重新理解自己,重新为自己的经济定位,重新为自已的传统产业――博彩业制订出新的发展战略,如此看来,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施行赌权开放政策,也是一势在必行之举:

     引入举世闻名的赌场酒店集团威尼斯集团,澳门看中的是它擅长的休闲度假及会展业务。

     引入美国永利公司,看中的是它“把拉斯维加斯从纯粹的博彩旅游变成合家欢旅游的著名城市”。

     澳门太希望它们能带来除博彩业外的管理经验以及世界性的营销网络,澳门经济太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未来。

     所谓赌权开放,就是要打破澳门历史上只发一个博彩业执照的传统,实现赌牌多元化。2002年,赌权开放的招标、投标、开标工作顺利完成。除坐地户何氏公司之外,另有两家美国公司,银河公司和永利公司,中标得到了赌牌。不久,当初与银河公司绑在一起投标中标的美国威尼斯人公司与银河分家,独立经营,形成了澳门三张赌牌四家公司的局面。

 澳门:赌城之变

     与赌权开放政策相配套,澳门政府2003年提出了“以旅游博彩为龙头”的新产业政策。其实,这与其说是对今后澳门发展的一个产业定位,倒不如说是对澳门的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一个总结和认可――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的“龙头”作用并非始自今日。自进入1990年代以来,澳门财政收入大半来自博彩业,到2003年,更达到了74%。这还仅是就直接的博彩税收而言,如果把其他一些间接来自博彩业的财政收入也包括进来,百分之百也说不定。

      一个简单的思维实验可以帮助我们强化这种印象:如果澳门的博彩业突然关了门,澳门财政收入会下降多少,是74%吗?还有,去年澳门GDP的差不多一半来自博彩业,那么,如果澳门博彩业突然关了门,澳门经济将会下降多少,仅仅50%吗?1999年,加拿大BC省北部的一个小城市突然从地图上消失了,所有的居民都搬走了,缘由是,这个小城当初由以产生和后来赖以生存的银矿告磬了。其实,按GDP统计,这个银矿的收入只占小城GDP的三分之一,其他都是第三产业。

       赌场不是银矿,而只是“采矿”的机器。澳门赌业的“银矿”是它的市场,是客源地。去年的澳门赌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束了多年来“靠港吃饭”的市场格局,大陆市场第一次成为澳门赌业的主市场――大陆赌客与大陆赌资实现了“双过半”。中国的金融肥料,开始承担起哺育澳门赌业、灌溉这块一国两制试验田的使命。去年开始的“港澳自由行”、国人出境随身携带货币数额的放宽、港澳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开放、国内金融系统银行卡的发展、以及各种堵不胜堵的地下黑钱庄,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灌溉的渠道。只要中国不开赌,只要中国政府能有效地遏制其日益猖獗的地下赌博,只要中国政府能为澳门博彩业有效地管好这块市场,就完全有理由假定澳门博彩业的光明前景。

      国际赌博网站CASINO CITY在其一篇新闻稿中,引用了一位澳门博彩商兼政治家的这样一段话:“据估计中国地下赌博市场的年营业额是3625亿美元,如果其中的2%到了澳门,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还有一种乐观的预期:美国赌商的到来,会把他们的一些老客人带到澳门来。例如一些东南亚客人,这些人有钱,喜欢到拉斯维加斯去玩豪华,如果澳门也豪华起来了,舍远就近,确有可能。还有一些中东王公贵族和石油大享也有可能会跟着美国赌场来到澳门。美国本土因反恐而造成的恐怖气氛,可能会使澳门政治上和安全上的温和形象具有新的价值。

     金沙一开张,澳门舆论就出现了金沙违约的抱怨,理由是它没有按当初的承诺,搞度假村/酒店/赌场的综合体系,而只是搞了一个大赌档。其实澳人大可不必“一口咬不着肉就骂卖包的”。生意人做事,总是要按生意人的逻辑来,只要有客源,有生意,赌场、酒店、度假村这一应高楼大厦都会有的。反之,若没有客源,没有生意,你就是骂他一万遍“违约”,他也不会往你这儿投入资金。

      澳门正在以越快越好的心理翘首以盼这些即将冒出来的高楼大厦,澳门人似乎正在神往于自己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东方拉斯维加斯”城。但是,许多人的头脑中并不清楚:这些高楼大厦不是银矿,而只是采矿的设施。有银矿,这些大厦便有价值,而如果有朝一日银矿枯竭,这些大厦会在一个早上变成废墟。有些明白人则在担心,担心香港开赌,甚至担心中国大陆开赌――这才是真正值得澳门担心的。

所以,澳门,这一“东方拉斯维加斯”的剧变,目前还只是进行时。

                                                                                                                         (王五一,澳门理工学院研究员)

                             (本文刊发在南方周末《mangazine名牌》杂志2005年7月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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