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论战。论战一方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是新自由主义者，出阵者大都是重量级人物，但双方的追随者都阵容庞大，从会议打到网络，从网络打到报刊，令观者惊心动魄。不少朋友劝我参战，但我似乎兴趣不是很大。我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在感情和立场上，我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已经不影响政策和公众舆论了。所以，我更愿意与新自由主义辩论。看了高尚全的讲话后，觉得他在否认基本事实，误导改革，误导公众，其危害是现实的。所以，还是发表一点看法。这仍然不是参与两派论战，而是站在公众立场上的独立看法。当然，也欢迎两派批评。
一、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高尚全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认为，“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推进政府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
高尚全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设计，他应该十分清楚，二十多年的改革的基本走向就是“甩包袱”：医疗市场化，把免费医疗制度当作包袱甩掉，现在只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可以继续享受公费医疗的好处；教育市场化，放弃面向全体大众的免费教育承诺，收取越来越高昂的学费，把广大贫民子弟挡在大学门外；住房市场化，房价一路高涨，房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组成“联合收割机”，把城市白领多年的积蓄和未来的收入都“收割”了；交通市场化，贷款建设高速公路，每公里的路费是油费的二倍多，结果，辅路继续堵车，旁边的高速公路却经常车流稀少；银行商业化，结果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关闭了5000多家分支机构，最需要贷款帮助发展经济的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却得不到贷款。对于政府来说，每甩掉一个包袱，都可以减少一大笔财政支出；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却是增加了一笔沉重的负担。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已经成为压在广大公众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产品的供应自然严重不足。需知，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导致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这正是高尚全所参与的改革的基本走向和“伟大成就”啊！现在，这位参与、拥护改革的高尚全又出来说话了，说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了！
当然，公众是善良的。不管高尚全参与过什么，不管他如何自相矛盾，只要他承认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还把这当作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可以感谢他说出了实话的。问题在于，未来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二、这个主要矛盾是怎样产生的？
高尚全认为，这个矛盾是由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
我看，这里至少有两层错误。
第一，颠倒了矛盾的主次关系，混淆了是非。看不起病的问题，首先是政府甩包袱，放弃提供免费医疗的责任，放弃对公立医院的严格管理，然后才是医院利用地域垄断，提高收费；上不起学的问题，首先是政府甩包袱，放弃提供免费教育的责任，放弃对公立大学的严格管理，然后才是权力私有化、市场化，收取高昂的学费；住不起房的问题，首先也是政府放弃了免费或成本价提供住房的责任，然后才有房地产商、银行、地方政府的勾结，不断提高房价。放弃行政责任在先，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在后。颠倒了这一关系，或者干脆忽略第一点，就是回避反思改革，回避高先生应该承担的一丁点历史责任。
第二，为市场化开脱责任。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市场化过度造成的，还是市场化不足造成的？按照高尚全的看法，问题显然不在于市场化本身，而在权力参与市场化。但是，在一切都市场化、交易化、金钱化的大潮中，权力本身难道不会市场化吗？权力市场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程度难道不也在提高吗？过去，人们不知道一个市长值多少钱，现在，人们不仅知道上海市长值多少钱，还知道洛阳市长、襄樊市长值多少钱，还知道录用一个什么机关什么岗位的公务员值多少钱。对于官场老手来说，这些都是近乎公开的秘密，就差明码标价了。人们还知道，这些职位的行情还在不断看涨。随着官位投资成本的上升，还产生了官位股份制。例如，交通局长的预期利润丰厚，张三想去得到这个位置，自己手头的钱不够二百万，就找李四、王五、马六入股。事成以后，大家按股分红。越是买来的官帽，就越敢贪污受贿甚至公开索贿，因为官帽的批发商会提供售后服务，帮着擦屁股。不但权力市场化到如此程度，甚至良心、道德都已经市场化了，这市场化难道还不过度吗？
高尚全可能会说，权力市场化不是市场化的错，是权力的错。但是，权力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认为市场化浪潮可以不导致权力市场化，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割了人的肉还不许流血。如果说干部队伍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可以真正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那么，原则上，搞计划经济又有什么不可？人性自私论是一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怎么到了权力市场化问题上，又希望干部不被腐蚀了？
三、高尚全的理想是什么？
高尚全可能会说：对啊，我没有要求干部无私啊，我知道权力市场化的危险啊。在人性自私的前提下，要保证权力不被市场化，必须推行政府改革，使权力受到制衡，受到约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不是权力制衡，而是官官相护。审计署本来是个清水衙门，但是对任何部门都拥有审计大权，是一个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机关。它是怎样行使审计权的呢？许多地方审计局进驻某机关，没日没夜地查账，查清楚了，再与该机关首脑谈判，是抛出大鱼呢？还是抛出小鱼？是避实就虚呢？还是避虚就实？从中分赃渔利。
高尚全可能会反驳说，在一党专政下，审计署式的制衡是不彻底、不可靠的。高说的政府改革，说清楚了就是实行三权分立，多党选举，搞西方民主模式。当然，这一点高尚全和他的盟友们绝不会公开承认。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他希望共产党让位，就是承认他是美国的第五纵队，承认自己客观上是颜色革命的内应。
所以，问题进一步可以被归结为两种可能：第一种，高尚全不清楚他的逻辑、一定程度上改革的逻辑，最后的结果将是共产党让位；那他就是糊涂。糊涂之人居此高位，是不称职的。第二种，他清楚这一逻辑结果，他正是要竭力推进这一结果的出现。那他就是在主观上是美国的内应。
对于这种推理，高尚全似乎不能接受。他说：“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改革是美国情报机构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来指导改革，搞和平演变。不能荒唐到这个程度。”我相信，高先生不是美国中央情报机构派来的代表人物。但是，高先生所遵循的逻辑却会引导他走向美国中情局所乐意见到的结果。这正如戈尔巴乔夫不是中情局特务，但起的作用却比一百万个中情局特务更大，他改变了苏联制度，使苏联四分五裂，使美国多年来的梦想成真。至于高先生所交往的朋友中，他所供职的机构中，有没有货真价实的中情局特务，恐怕高先生无法确知吧。既如此，那凭什么就一口咬定没有呢？
当然，在我们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当中情局的特务似乎也未尝不可，甚至是一种光荣。有的人不是声称要当一夜美国人吗？有人的不是想给美国大兵带路，废除中国的萨达姆吗？在一些自由派学者看来，这是与时俱进，顺应民主潮流的伟大壮举。当第五纵队有什么不光彩的？
我这种看法，大概在高尚全看来，就是对改革的干扰。他说：“当前对改革的干扰不少。有人给中央领导写信，说现在不是要执政党的能力的问题，而是要纠正路线问题，认为中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然，高尚全这里指的“有人”，是指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只有刘国光这样参与过改革方案设计的人，才有资格构成对改革的干扰。我看，高尚全应该感谢刘国光。是刘国光在公众心目中部分地挽救了改革参与者的声誉，让人们知道，这些参与者中还有在主观上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只要还有一点点事实求是的态度，且不说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的市场化，且不说严重的腐败，且不说名列世界前茅的两极分化，就凭国企私有化、股份化这一条，就可以说，中国已经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了。对目前的现实，高尚全这样的改革参与者难辞其咎。
四、不要拉总设计师做高尚全的虎皮
公道自在人心。高尚全大概知道自己的逻辑站不住脚，他的最后一招是拉总设计师做自己的虎皮。
随着新自由主义实践不断在世界范围引发经济危机、政局动荡、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国际和国内都掀起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潮流。对此，高尚全感到很害怕，他怕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会导致对改革的反思。他说：“另外一个干扰，就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因此在改革中出现了这么多矛盾和问题。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我们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反思改革并不等于否定改革。承认改革受一定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并不等于要否定改革。改革是什么？总设计师自己并没有搞清楚，他只给出了一个总原则：摸着石头过河。河的对面是什么？是共同富裕。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可以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就不可以？如果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什么就不可以？手段可以摸索，方向不容置疑。改革在九十年代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一个摸索实践的过程。既然是一种摸索实践，犯错误是正常现象。只要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化代价为教训，化教训为经验，仍然是在总设计师的框架内。在九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说过（大意），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但是，高尚全却忽视邓小平思想中对计划的肯定，夸大市场的作用，把总设计师的正确思想片面化、极端化，走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的迷途，这能怪总设计师吗？
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承认市场万能论的错误，承认将市场机制泛化到一切领域的错误，并不等于要否定市场，更不等于要抛弃新自由主义改革期间所积累的物质财富。要市场，不要市场化；要计划，不要计划化；要改革，但不要改革神话。这才我们的正确选择。
但是，始作俑者，要改也难。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恐怕高尚全就应该公开承认错误。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五、如何防止灾难性的后果？
高尚全大概知道自己的言论经不起推敲，所以，他还有一招来吓唬公众：“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我们的确要解放思想。可是，什么东西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呢？是马克思主义吗？还是市场万能论？是制度万能论？是新自由主义？刘国光的言论表明，马克思主义早就不再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了。解放思想，要害的是要解放决策者的思想。而今天，体制内的决策者的思想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束缚。市场化都深入到权力体系了，他们还认为市场化不彻底。权钱勾结、官官相护都成了潜规则，他们还认为是制约机制没有建立。按照这种逻辑，提倡“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又有什么错呢？错误在于没有“多快好省”啊！迷信者的特点，就是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迷信，而认为自己是科学。
改革开放时代的确取得了成就。可是，这种成就有多少是改革开放成份带来的，多少是原来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成份带来的，这值得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八十年代，这两种成份力量相当，客观上成就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繁荣。但是，按新自由主义的片面思维，八十年代的成就只是改革带来的，只是开放带来的，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阻碍了改革开放。加快改革开放就要取消计划，取消公有制。结果，不但社会公平严重丧失，而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削弱，中国成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世界打工仔，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被锁定在低利润、低附加价值的环节中。这样一来，劳资矛盾空前激烈，重大矿难频繁发生，政权的阶级基础发生转换，国家宪法中享有领导权的工人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只有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才有资格谈论“坚持改革”。无视这种现实，那就是背叛了总设计师的初衷，就没有资格谈论“坚持改革”。人民群众拥护的改革，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绝不是高尚全想象中的全面私有化、市场化、两极分化、腐败化的改革。
在人民群众眼里，改革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6000万国企职工下岗，数亿农民工在低工资、无福利、无劳保的条件下每天劳动12小时，极少数人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自主技术体系被摧毁，金融和经济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这些难道不是灾难性的后果吗？邓公有灵，他能接受这种现实吗？
事情和高尚全所想象的恐怕恰恰相反，正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分层和断裂，埋下了全局性危机的祸根。如果不加反思，不加纠正，中国的未来完全有可能陷入社会动荡、国土分裂的巨大灾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