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我们面临重建价值体系的艰难而又痛苦的现实挑战。
大学二年级我提出了自然意志主义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史老师张博士将我的“自然意志”范畴与哲学思想泰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范畴相提并论，并在校园组织多次学术思想沙龙，讨论和研究“自然意志”问题。今天，我无法展开讨论，只谈谈我的基本观点。
（1）人类只是宇宙沧海之一粟，宇宙长河之一舜，因此，人类的价值必然是由客观的自然意志所定义的；
（2）人类从动物进化为人，产生思想和文化，并建立人类的文明。人类文明的价值，从而也必然是由人类的思想和文化所定义的，人类思想文化构建“价值”范畴，正是自然意志在人类文明的副本；
（3）人类思想文化作为自然意志的副本，定义了人类个体对于人类整体的价值。作为人类个体的每一个人，其价值必然是由人类文明整体的价值所定义；
（4）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价值观体系在支撑着，无论他是否已经意识到。一旦这种价值观体系在人的心理意识中崩溃或者丧失了，这个生命个体必然就会偏离作为人的生命而存在：或者结束生命回归自然物质，或者偏离人类文明，回归一般动物生命存在。
（5）人其实是为他自己的价值观而活着。人的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人的终极价值观是其生命的目的，是自然意志通过人类文明，以思想文化的形式所制作的一个副本。
（6）我的终极价值观：建立世界级的民族企业，使自己所在的这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愧于我民族几千年的文明。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体制，这当然不假。但我更认为，隐在体制背后的是文化。如果没有文化的限制，问题仅存于政治体制，那么每个国家都实行美国一样的制度，世界上不都是富强国家了吗——这当然不成立，并且永远也不会成立。因为一方面，强乃弱之所倚，弱乃强之所靠——没有了弱国，也便不存在强国;而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总是有差异的，而且有时这种差异还表现为巨大的对立性;比如，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世界;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对立等等。有时这种冲突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缓解，甚至化解，但传统和文化的差异性对立，却永远都是制度过程和结果的障碍——传统可以扭曲外来制度，外来制度也可以扭曲传统和文化——但不管怎样，这两者总是表现为一种相互作用的外力——传统文化会改变外来制度的路线，外来制度也会使传统文化的行进轨道发生偏离，从而导致事实制度和现实文化与愿景的最终悖离。菲律宾的美国路线相当失败，东欧和苏联的市场化也都与成功相去太远;而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却走出了自己的特色道路——所以，每个国家的成功与失败都不是孤立的，它都有来自历史、文化、时间、地缘等等各方面的因素。
一切向美国看齐似乎成了强国的捷径，这种论调在今日中国甚嚣尘上……然而，这却是一个十足的悖论——这种逻辑是不成立的，并且永远也不会成立——因为美国的富强不单单来源于制度，在制度之外，还有来自于历史、地缘、文化、军事等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和条件——如果仅从制度角度去讲，传统与文化的距离，将是中国制度愿望永远无法跨越的障碍与鸿沟。也正因此，我们在寻找经济困局的出口中，看到了中国政治的悲哀与窘困;而在政治困境的死圈里，我们又看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丑鄙与拙劣…… (一) 儒家思想——横在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前面的一条无法逾越的文化沟壕 1、无法跨越国民性的制度化改革
中国本土除了出产了封建制度外，没有再结出其它更先进的制度果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外来思想，其衍生的制度根本上讲也是外来制度，这些制度在中国都有没有获得实践上的成功——资产阶级革命者播下的资本主义种子没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最后却在封建主义土壤里生出了一个官僚资本主义怪胎;无产阶级革命者也没能在它手上将其在官僚资本主义手里夺来的胜利化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成功，而是走到一半，自己就张罗改道行驶了…… 改革是革故鼎新，是革除过去不正确，不好的，树立正确的，创造更好的，但它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不能脱离自己的实际——那么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那就是国家的禀赋条件和民族文化传统背景——盲目抄袭别人，就是郑人学履。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所以它影响广泛而深远，同时它也铸就了一定的国民性格。 儒家思想在独尊儒术之前并不主流，甚至可以认为它是百家当中最没实用价值的思想——先秦时期是兵家、法家、纵横家的天下，汉初是道家黄老政治的舞台，直到汉武时期，儒家才从思想万人坑中被挖掘出来，成为封建太平时代的统治工具。 敬天保民思想非常适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胃口——在中国这样一个无神(以人法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的国家，天是空泛的，天子却是实在的——敬天保民实际就是一种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仁政是对天子的思想要求，三纲五常则是对臣民思想和行为所做的规范，所以尼采称孔孟的这些玩意儿是“道德小把戏”，黑格尔则说儒家思想“没有丝毫的辩证思想”，因此它不是哲学。事实正是如此，儒家思想的底料是周礼，而其思想的中轴线正是宗法制度——透过这些，你将会看到并且还原更多中国历史与现代的本质。 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会铸就一种民族性格——如果说这种国民性已经成为先进制度的障碍，那么对中国而言，国民性改造则是中国变革的条件和前提——然而事实是，整个国民都掉在了这个思想大泥坑——等级观念根深缔固，劣根性随时暴露——统治者如此，被统治者亦是如此——中国很多好的初衷最后却变成了美好愿望的绊脚石。 一个民族的个性是其思想、文化、历史、政治、禀赋等等各种因素长期积累沉淀的结果，所以，它在根本上是很难改变的(否则世界上就存在文化多样性了)——不管彼得一世推行全面西化，还是福泽谕吉鼓吹脱亚入欧，它们的民族特质都是不会被彻底改掉丢光的，——所以，当我们回看他们辉煌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它们的强大，并非完全得益于外来制度和技术的先进，而是它们的改革首先对应了他们国家的禀赋条件和民族的根本特质。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庞大民族，它同样不可能完全丢光历史和文化赋与它的民族特质——无论精华还是糟粕，不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它的原质都会或多或少地有所保留——由此，如果中华民族这种固化下来的特质根本就无法彻底改变，那么中国就必要找到或者创造一条符合中国国民特性的体制或制度——而外来制度，不管在别国如何先进或者优越，到中国都可能会被传统扭曲和利用，最后导致变味、变形，从而走向美好愿望的反面……
2、大家奴和父母官的两面性
中国民间对官员的愿望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民在设立条件时，就把自己的幸福托负给官员了——中国的民首先不想自己给自己做主，而是先把愿望寄托于官员的德性和德行——这种国民性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的这种国民性来自于封建礼教的教化，它肇始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经封建社会，由被统治集团确立为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而固化。由此，中国的统治结构是：君、臣、民三级效忠制;其统治思想和形式是：君以德治国保民，即用德的约束力或激发力效忠人民——但它从来没有法律上的约定;臣则无限效忠于君，它有来自于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约束力的保证——所以，臣的社会身份虽然是官，但本质身份却是君王的家奴;而民则由官牧，且以顺为德，它也由有来自于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的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君主对子民的“效忠”(忠于于人民)只有来自道德的限制，而没有法律的约束;并且中国的君主又都是以天子身份立世的，所以他们既是神圣的象征，又是世俗权力的最高行使者，那么中国的君主实际成了天道和世俗者道德的化身，他们无论怎样行使世俗权力都是代表天道和世俗道德的，也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与中世纪西方不同，西方封建君主只享有世俗权力，但不是精神领袖，他们本身在一定程度是受制于神圣意志约束的，所以他们的世俗权力并不是无限的，至少在道义上，臣或民能够得到一些来自于宗教方面的一定庇护。而中国的臣和民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权力统统被君主帝王霸占，臣和民不具有任何主权，君主不断剥夺臣民权力，实际就让他们彻底沦为奴隶——而儒家恰好帮助中国帝王在理念和道统上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由始至终都是强化君主集权，对臣民的实行奴化培育的理论辅导课程——奴性是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国民性正是儒家思想的结果 ，它让中国的官和民一起都变成了君主的家奴;由此，这块土地也无法培育出共和体制的种子，甚至连共和制度的气候都适应不了——君主帝王习惯了一人或一家独揽神圣和世俗权力，然后以其“德性和德行”恩惠于臣民;而官和民们则习惯了幸福由君主帝王恩赐，努力地怀着一颗感激“皇恩浩荡”的心去做一个合格的奴 才和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