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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3、建设创新型城市，提高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从2006年国家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之后，各大中城市纷纷把建设创新型城市，作为自己一项重要的目标任务，提出了建设诸如外向型、科技型、体制创新等新的城市发展口号。创新型城市是指主要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的城市，对其它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对于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而言，由于其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主要来自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规划，虽然经历了近30年改革开放的改造和建设，但是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结构，并没有能够在脱离原有形态的基础上，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以城市的经济结构为例，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经济结构，仍然延续着资源型、外向型或者劳动密集型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又无一例外地体现出高产值、高耗能、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特征。因此，以建设创新型城市为突破口，通过不断提高城市本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优化组合。
目前，中国已经有北京、重庆、上海、广州、南京、苏州、深圳等城市提出并明确创新型城市的目标。但是实践表明，目前各地在探索建设创新型城市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又无一例外地表露出来自体制和自身能力的巨大挑战。许多城市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一方面，知识产权创造能力不强，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恶意侵权、重复侵权时有发生，盗版活动屡禁不止，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量明显不足。国务院出台的十项扩大内需措施中就提到，要“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下的中国企业，多数是缺乏自主创新的企业。这一切都让城市发展的“掌舵人”意识到，面对人口多、资源少、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不能再靠烧煤、烧油、砍树、出卖廉价劳动力过日子，必须要走上用知识产权赚钱的路子。
中国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和科技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新引擎应该是知识产权，以求知识产权制度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创新动力、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撑。无论是应对国际压力还是寻求自身发展，因地制宜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知识产权驱动城市发展，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在金融危机之下更显迫切。自主创新能力是创新型城市的核心。坚持自主创新，加快知识产权的创造与转化，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城市经济抗风险能力的根本之策。
4、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合作，寻求区域联动。深植于同种文化之下或位居于同一行政区划之下的不同城市，寻求区域联动是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区域城市间的联动，最主要的目的是整合相邻城市间的资源，避免资源的重复设置，区域内城市出现同质化竞争。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东部及东南沿海一带率先发展，逐渐确立了国家经济重心地位，并初步形成了三大城市经济圈，即以上海为中心构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以广州、深圳等为代表的城市群构成珠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以及以北京、天津为中心构成环渤海城市经济圈。同样随着改革的推进，不同地区之间经济不均衡的现象也更加凸显。当改革进一步推进，且一个城市往前追赶发达区域又略显疲态之时，城市合作所积聚的“1+8>9”、“1+1+1>3”理论喧嚣于规划之上，区域合作并实现联动也就成了落后城市的必然诉求。各种‘城市圈’、‘经济带’、‘增长极’表达了加快协调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合作，发展区域经济的强烈愿望。以板块经济、城市带经济为代表的区域经济，打破了原有城市间的壁垒，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少数城市经济圈开始成为执行国家决策的试验场。继南部的深圳、东部的上海浦东、北部的天津滨海新区之后，肩负不同国家使命的区域“城市群动”正在显现。2007年6月，位于西部的成都和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位于华中腹地的武汉1+8城市圈和和湖南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在2007年底也同时得到中国国务院批准，正式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止于此。2008年国际金融飓风突袭而来，发达地区产业、经济阵痛不断，欠发达地区亦是如此。2008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将位于中国－东盟合作前沿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纳入国家战略，按照规划，经济区内的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四市将形成联动，各自在城市规模、产业侧重、功能定位等方面将进行错位互补，以实现共生共荣。2008年12月17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正式经国务院批准实施，该《纲要》不仅将港澳纳入珠三角城市群规划之中，还首次将粤港澳的区域一体化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政策已经通过，区域联动已然于2009年悄然开始。培育城市群，打造城市经济圈，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有效路径，未来大城市圈的形成中，将向着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城市间形成功能和产业分工互补、共生共赢的城市群形态转变。
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现在世界经济格局发展的主潮流和变化的主因素。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间必须进一步联手合作，协同作战。当然，加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联系，必须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金、资源、技术和劳动力在区域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一方面，要使主导优势产业得到重点集中发展，另一方面，要逐步将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生产基地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使这些产品的生产要素价格降低，抵消周边国家货币贬值造成的不利影响。中国城市要同心携手，应对挑战，从容应对金融危机。
4、健全城市投资体制，走出“泡沫经济”的阴霾。“泡沫经济”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泡沫经济是指虚拟资本过度增长、相关交易持续膨胀，金融证券、地产价格飞涨，投机交易极为活跃，日益脱离实物资本的增长和实业部门的成长；泡沫经济寓于金融投机，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最后必定泡沫破灭，导致社会震荡，甚至经济崩溃。美国本次次贷危机与美国在网络泡沫和911之后，以极低利率政策,形成房地产、金融和商品期货泡沫,然后加息，使得泡沫破裂，并传导到全世界。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政府对五大投资银行的失控。一位研究17世纪以来几个著名泡沫经济学者认为，泡沫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产物，羊群效应和投机只是表象。一部金融危机史就是一部泡沫经济破灭史，泡沫经济酝酿金融危机，当代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深刻揭示了两者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在某些领域或地区已经暴露了经济过热，城市开发失控，房地产业虚假繁荣的现象，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发生，幸亏中央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过去“泡沫经济”遗留的后遗症并没有彻底消除，城市积压的大量过剩房地产造成资金沉淀，银行坏帐严重；同时，中国城市企业长期存在效益不高等诸多问题，使得国内银行体系大量不良资产堆积，这都构成了城市金融体系潜在的巨大风险。当前中国与当年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确有一些不同。但是脆弱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脆弱的银行体系没有什么差别，有些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垄断，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既不利于银行治理，也不利于提高资金效率，经营水平低下和创新能力不足，部门竞争和监管不力加大了风险。
因此，健全城市投资体制迫在眉睫。具体来说，一是要严格控制新上消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投资项目，抑制部分行业无序建设。二是要优先保证城市重点建设项目投资，加强对生态环境、教育、卫生和公共事业等薄弱环节方面的投资项目建设。三是加大对发展城市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方面的投资。四是要控制城市高档商品房投资过快增长，扩大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和廉租房的投资建设，在挤出楼市泡沫的前提下，稳定住房价格，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循环。五是应加大对城市创新和研发的投资力度，促使其由城市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加工环节向高端发展，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营销等环节延伸，提高这些行业的技术水平、赢利空间乃至整体竞争力。六是加强对国内投资者的心理引导和能力建设，强化投资者风险防范意识。投资者心理上存在的问题，在进行投资时容易陷入心理误区，造成了投资行为的偏差，解铃还需系铃人，最有效的方法是运用心理调整方法来克服心理上的问题，从而达到纠正投资者行为偏差的目的。七是发展行为金融型机构投资者。利用机构投资者这些大规模的有意识的市场行为来对中国投资者行为偏差进行惩罚和告示，让投资者从对方有意识的行动中吸取实践教训，加深投资者对行为偏差的认识，从而达到健全投资者投资行为的作用。
同时，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外资的合理利用至关重要。要实现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引进外资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以长期性直接投资为主，控制短期性金融投资的比重；对外资的引进，要注意提高质量和效益，优化结构，使外资流入与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国有经济战略
性重组相结合，引导外资流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产品出口项目，并注意外资引进的区域平衡，大力引导外资西部地区转移。
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监管缺失或监管漏洞难辞其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引以为戒，对相似情形应有预警能力。在铁路投机客、运河争夺战，还有新时代的“新经济”投机泡沫的故事叙述中，《资本战争：金钱游戏与投机泡沫的历史》（作者：彼得·马丁；布鲁诺·霍尔纳格）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人们在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时失去了节制，在盲目亢奋中做出不理智的投机决定，最终，必然是大崩溃把它们重新拉回以事实为依据的理性轨道上来。因此，中国城市健康发展需要着力健全金融风险预警防范机制，警惕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国内投机钻营、兴风作浪，努力加强金融监管，及时发现和疏散金融风险，因为国际游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与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