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强力保护生态环境
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直伴随着生态环境的牺牲、破坏，如今保护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在优化国土资源开发工作中，应把强力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目标原则之一。国家环保总局王玉庆副局长在2004年9月举行的中国环境科学学术年会上指出，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总量大，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水和大气环境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有些地区相当严重。其次，由于工业、城市生活带来的水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和大气二氧化硫及颗粒物污染等老环境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诸如危险废物、微量有机污染物、土壤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等新的环境问题已经出现，环境污染呈现复合型和压缩型特点，增加了治理难度。最后，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和草地退化、江河断流、水生态系统失衡等生态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生态灾害加重，生态问题复杂化。王玉庆说，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未来的环境形势将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⒂。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份绿色GDP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其中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就达5060.8亿元，占总成本的98.8%。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已计算出的2004年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完整的绿色GDP核算，至少应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2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由于基础数据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此次核算没有包含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此次核算又仅算了其中的10项，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可见这次核算只是整个结果的一部分，而且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着低估和缺项问题。即使按照这个残缺不完整的环境损失统计，在现有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入108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6.8%，而我国“十五”期间治理环境污染投入仅占GDP的1.18%；另外除开这个一次性投入，每年还需花费治理运行成本（虚拟治理成本）2874亿元，要占当年GDP的1.80%⒃。
潘岳当时表示，由于技术和体制障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等到条件全部成熟时再动手，那样就太晚来不及了，因此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可是从2005年到2007年的绿色GDP就再也没有公布。据2008年3月4日《新快报》报道，潘岳副局长在谈到公众关注的绿色GDP为何没有公布、何时才能公布时说：“这不能怪我，我去年这个时候接受记者采访时已说过，绿色GDP已算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公布。”潘岳表示，有权力公布绿色GDP的不只环保总局一家，环保总局只是绿色GDP的小组单位之一，不是唯一单位。当记者追问公布绿色GDP的阻力是否来自其他部委？潘岳解释说：“也不能说阻力来自于其他部委、地方，或者是企业，总而言之，它一直没有公布。”⒄
2005年至2007年的绿色GDP一直不能公布，说明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超过了多数人的承受力极限。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机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⒅。有资料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基本丧失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中国水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并且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全国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饮用水，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一半以上城市空气不达标，其中山西的城市全部不达标，全国4亿城市人口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空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是我国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在北京，喉癌、鼻癌、肺癌等患病率已超过传统胃癌成为“第一癌症”；兰州、大同、临汾、乌鲁木齐等11个重点城市出现污染天数比例超过1/3，约有1500万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影响；199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亿吨，2005年上升到了13.4亿吨，全国668座中等以上城市，2/3被垃圾包围；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有16个⒆。三十年改革开放，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已经遍体鳞伤，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不少地方在土地利用过程中造成的土地损毁、沙漠化、荒漠化等，使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任务更加艰巨。煤炭、火力发电、冶金、有色金属、水泥、建材、造纸、石化、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经济增长一直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高能源、高污染产业的过快和过度发展，严重透支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
现在建设新农村也面临严峻挑战，就是不能延续过去那种“建设到哪里污染到哪里”的做法，把广大农村变成更大的污染源。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污染等原因，现有耕地的质量在逐年下降，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今年7月2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农村环境保护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因此要把农村环保放到更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正确处理农村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统筹城市环保与农村环保，处理好主动预防和被动治理之间的关系⒇。
粗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要实现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必须在强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和前提下优化国土资源开发，走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超常规发展道路，此外别无他途。以强力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国土资源开发的目标原则，政府应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贡献。
国土是国家主权的根基和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资源，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依赖国土资源的有效开发，保护和利用国土资源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节约集约用地是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方针。在优化国土开发过程中，如何贯彻落实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厉行节约资源能源和强力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原则，必须制定包括建设理性政府、转变增长方式、编制科学规划、推进土地复垦、发展中心城市、节约集约用地、优化招商引资、规范矿产开发、推进科技创新、增强宏观调控、完善土地法治在内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对此笔者另有《论优化国土资源开发的战略措施》专文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