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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不仅是中国农民应该享受的最基础的权利，而且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却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基础。进城累了，倦了，就可以回到乡土，漂泊的游子啊，正是因为有了农村的家，城市的辛苦才是值得的，因为辛苦只是手段，农村的家才是目标，才是温暖的温馨的记忆。长年在外打工，春节却要回乡，表现了家乡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意义与根本。家乡是农民的根，是他们的本，是他们意义生产的场所(其实，又何止农民如此)。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进城农民越来越容易找到稳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国家也越来越有财政能力为进城农民提供各种保障，则进城农民就越来越可以在城市安家，虽然他们仍会怀恋自己农村的家乡，会有乡愁，但不过是乡愁而已，他们不会因为走投无路，而心生不满。当心生不满的不只是个别人，而是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时，在中国这样的具有强烈平等诉求传统，具有强烈现世感而不具有超越性信仰的国家，这种不满，低则会极大增加社会治安成本，高则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基础能量。这就是为什么要为农民留下退回村庄这个最基础权利的原因。中国农民彻底脱离农村的速度，必须与城市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速度相匹配，任何人为加速的农民进城，都可能导致严重问题。
现实情况比以上更加复杂。因为经济发展本身是有波动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严重依靠出口低端加工产品的国家，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就会更大。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城市需要更多的农民工，也能为农民工提供相对较高的工资。一旦发生经济衰退，出口减少，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的失业就会发生，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也会下降。在目前进城农民仍然可以返回农村时，虽然农民家庭收入中，以前依赖务农和务工的双重收入来维持体面生活，现在因为失去务工收入而变得艰难，但农村的收入至少可以维持温饱，且可以借此机会享受一下田园生活的滋味，也是不错。农民工因为有家可回，他们就不必非得呆在城市为资本所用，同时，因为农民工可以大量返回农村，而使城市获得喘息空间，城市经济结构因为经济危机，而可以得到强制性的调整。经济危机只是一次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会因为经济危机引发其他社会危机，这样的经济危机未偿不是好事。返回农村的农民工，回家休息一年，甚至二年，等待下一轮经济繁荣的到来。城市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劳动力出现短缺，劳动报酬又涨上去的时候，他们再不慌不忙地回到这个正变得有求于他们(因此会更善待他们一些)的城市。
农民可以自由在城乡流动，不仅是农民最基础的权利，而且是中国高速发展却可以保持稳定的原因。
城市就业能力增强，进城农民收入增加，越来越多农民可以在城市安居下来，最终，需要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少，中国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越来越强，城乡二元结构就自然消失。
简言之，中国经历高速发展之所以可以保持稳定，原因正是有中国农村这个基础的稳定。
四
问题是，最近几年来，农村社会也在发生巨变。在城市快速发展的时候，农村也开始了缓慢却不可逆的变动。从整个中国社会来讲，未来30年，中国仍将处于高速变迁中，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会发生变动，社会的基础结构正在巨变。
过去中国发生巨变而仍保持稳定，关键原因是农村的稳定。新农村建设实际上也是为了农村这个基础的稳定，我称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将农村建设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中国农村发生巨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村是中国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不可能全国都在高速变化，而农村不变。前不久，我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16本，是全国主要农业省区的村庄调查报告，我的本意是作中国乡村治理差异的区域比较，就是说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的不同。编完所有报告，撰写丛书总序，却将总序写为《巨变的图景》，即虽然不同地区农村差异颇大，但所有的农村都在发生千年未有的不可逆的巨变。我总结农村巨变，是从治理体制到基础结构，再到价值之变，是不可逆的变化。这种巨变是一种动，是我们不得不想法应对的巨动。
除了农村社会自身正在发生的千年之变以外，当前中国还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自上而下的巨变，比如希望通过政策来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积极的目标来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提倡城乡统筹，等等。具体的政策表现如成都重庆的试验所表达出来的急切心情，土地规模经营的偏好，拉动内需，林权改革，地权变革，提倡农村宅基地抵押，主张用农地置换城市住房，推动农民到小城镇举办二、三产业，等等。所有这些积极的政策，都是在试图通过政策来加快农村进一步的巨变。
如果农村自下而上的巨变与政策自上而下的推动结合起来，则构成中国当前现代化过程中稳定的基础结构也就不再存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可能会更快，风险也会更大。也正是因此，我愿意从保守的角度来理解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也愿意从保守的角度来理解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最后说一句：在一个高速变动的社会中，保守也许是最大的智慧。
来源:三农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