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二、 文献评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农民工、流动人口与城市化等课题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光核心期刊的文献数量就超过1万篇。对于城乡剩余劳动力和流动劳动力的研究主要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估计，但各种结果相差甚远。研究文献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而增长。
刘易斯（Lewis，1954）论证了转型期经济中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先于他的罗森斯蒂因－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和纳克斯（Nurkse，1953）也持有类似观点。舒尔茨（Schulz，1964）通过研究印度流行病爆发后农业产出波动否定印度农业有大量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而森（Sen）却认为舒尔茨的“自然实验”并不能否定印度农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Fleisher认为中国的经济并不是一个劳动力市场满足均衡条件的经济。相反,他认为一个传统的两部门经济模型能够更好的解释中国经济。在这个两部门中,非农业生产部门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因而更愿意留在当前的工作上,而同时,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非常的低(Fleisher 1997)。Ranis and Fei(1961,1963)、Jorgenson (1961,1970)和卡尔多（1975）进一步讨论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农产品剩余等因素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这些修正和补充使二元经济理论日趋完善，从而成为发展经济学的著名理论，即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Lewis-Ranis-Fei）。扩展的刘易斯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过程伴随着劳动力及农业剩余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支现代工业部门。工业部门的扩展能力取决于农业的生产条件。其特别重要的结论是：如果农业部门没有剩余（劳动力剩余和农业产出剩余），工业部门的增长将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通过放松或改变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和隐含假定，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很多的修正。王检贵（2002）和叶静怡（2003）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二元经济理论研究做了综述性的研究。黄泰岩、杨万东（2005）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外二元经济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价。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城乡剩余劳动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表1），使用的估算方法（农业边际产出为零法；耕地劳动力比例法；生产要素优化模型和均衡条件法；农业技术需求法；国际比较法；直接观察法）和估算结果均不尽相同，人们的估计结果从8500多万（刘建进，1997）到20538万（胡鞍钢，2000），往往相差甚远。
表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力估算
毫无疑问，上述文献中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力的估计都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所估算出来的这些剩余劳动力实质上并不真正剩余，因为他们早已经转化为流动劳动力。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农村的土地和城镇各类企业本身都达到最优配置，中国依然可以释放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达到这个最优的过程就是中国持续的改革。自2004年开始蔓延全国的“民工荒”打破了官方、学者长期以来中国拥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直觉判断。数据的缺失和官方已有流动劳动力数据似乎支持中国农村依旧拥有1.5-2亿的剩余劳动力的结论。面对自2004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民工荒”现象,研究者们十分自然地反应是,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只能是短期的、结构性的、暂时的,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樊纲,2005)。而做出这种反应的根源在于,无论是学者或政策研究者,还是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长期以来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即中国拥有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更具体地说,农村存在大量且无法吸收殆尽的剩余劳动力,而且这一事实似乎永远不会改变（蔡昉，2007）。从总人口看，今天农村的实际人口只有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从劳动人口看，操作农业的大约是百分之二十，一位作过比较深入调查的专家朋友，说只剩百分之十五左右（张五常，2007）。在经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成功的经济改革之后,坚持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已经成为缺乏经验证据的教条,且妨碍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采取直接观察农村劳动力加总数量、年龄结构和就业分布的方法,估算出目前农村只有不到1.2亿剩余劳动力,剩余比例是23.5%,其中一半超过40岁（蔡昉，2007）。
